回《校长》杂志关于新教育的若干问题

 

唐老师：

您好！

这是昨天写的一个关于新教育若干提问的答复，请查收。需要说明的是：

1、这是即兴回复，未考虑字数，请编辑根据字数要求做进一步处理。

2、最终稿请返回给我看看，因为我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谢谢！

这几个问题提得很有质量，我也很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重新梳理一些关于新教育的想法。

祝

编安

魏智渊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新教育答问录——回《校长》杂志书面采访

 

文/魏智渊

 

1 正如您在2007年的答复中所说，“但新教育仍然要走进后朱永新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推动新教育，必须是所有人的努力。”您如何理解朱永新老师在新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化解为“所有人的努力”。

 

毫无疑问，朱永新老师在新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不甘于坐在书斋里，而是敏锐地洞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教育存在的严峻问题，并振臂一呼。可以想象的是，作为开创者，他的行为，有一定的离经叛道的性质，因为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作为教授，就应该在书斋里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而视参与包括教育变革之内的社会变革为“不务正业”。

但朱老师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满足于书斋之内的坐而论道，而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对民族的深沉的责任感投身于教育变革之中。他的热情与敏锐，唤醒了一大批认为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教育工作者（包括局长、校长、教研员、一线教师甚至家长，以及许许多多关注教育问题的专家学者和各届人士）投入到这场新教育洪流中来。

朱老师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感召力，来自两个方面：

首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认识朱老师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胸襟特别开阔的人，而且没有架子，比较性情，并特别强调行动，很乐意并经常与教育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一线教师）打交道，几百场讲座中，相当数量的讲座都是直接进入学校讲的，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推动教育改革的热情和诚恳，感染和感动了许多人。

而最重要的，则是他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张，恰好切中了这个时代的教育病症。他的教育理想之所以尤其在一线教师中引发广泛的共鸣，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恰逢其时的理想”。也就是说，他引爆了民间要求变革的情感力量，并比较好的表达了民间力量对教育改革的诉求。

但是，理想主义的激情，要转化为强烈而持久（尤其是持久）的改革力量，则需要许多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因为“新教育之梦”的实现，需要太多的力量的联合：立足传统放眼世界并从教育哲学层面对当前教育问题的深度思考（这将奠定新教育的教育哲学乃至于哲学基础）、建立在教育哲学基础之上的日趋完备学校文化（包括新教育文化）系统、与教育哲学和学校文化相适应的成熟的课程体系、确保课程质量及实施的研究系统和培训推广系统（包括实验区校及个人的管理）、确保整个系统有效运行的保障系统……可以想象，没有许多人（包括教育研究者、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家长、公益人士、企业家、媒体等等）的合力，要想有效地推动教育变革是不太可能的，这不是靠朱永新老师一个人可以独力完成的。

所谓的“后朱永新时代”，是指需要更多的人接过朱永新老师燃起的火把，并使之成燎原之势。这意味着在新教育最初设计基础上的继承、改造、发展，尤其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例如，在六大行动之后，新教育又陆续开发了三大课程，并逐渐形成了新教育独特的学校文化系统，这就是一种继承与发扬。但无论如何发扬，始终未曾改变也不应该改变的，是新教育实验的理想气质和行动精神，这是由朱永新老师开创并奠定的新教育的灵魂。

对这一点，朱永新老师从一开始就多次强调。他多次讲《石头汤》的故事，就是希望解放民间智慧，大家都贡献力量。而这几年尤其是最近，新教育确实“百花齐放”，实验区校在发挥自主性，不同的团队也在进行不同的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朱老师最希望看到的。

如果要总结一下，可以说，朱永新老师开创了新教育理想，但最终，新教育理想高过任何人，新教育人的薪火相继，既不断地照亮了理想，也让个体生命通过一份伟大的事业而获得了意义。

 

2 有一线教育人认为，新教育是民间运动，但是在推广中也显现了“行政推动性质”，造成一些一线教师的忧虑或紧张。您如何理解这类疑惑，您认为新教育现阶段的推广应采用哪种形式，从而使参与学校、教师更能适应？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其实很难截然分开。一个校长或局长受到新教育理想的激励，在权力范围之内推广新教育实验，这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对校长或局长来说，是自下而上，因为他的动力不是来自上级命令，而是内心的认同。但对校长管理下的教师，或局长管理下的学校来说，又往往成了自上而下的，因为并非所有的教师或校长，都认同新教育理念，这就会出现一些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是多方面的，包括一些形式主义，也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新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运动，因为新教育本身是不存在世俗权力的。但新教育的开放性，决定了它必然会在机缘合宜的情况下，与行政力量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因为行政力量是一种有效的力量，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借助行政力量，而在于如何借助行政力量。

现在在某些地方，在行政推动新教育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引起了一些一线教师的不满，这是要引起注意并加以研究的。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行政部门理解新教育文化尤其是新教育管理文化并与之反复对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是难免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出现偏差，而在于是否通过各种力量的对话及时纠正偏差，并逐渐形成适合本校、本地区的新教育发展模式。

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反思和改进，而不断地发现问题并及时研究和调整，正是新教育精神的体现。但因噎废食，认为新教育不应该借助任何行政力量，则是偏颇的，也是不现实的。

 

3 有人认为，新教育最近几年存在“铺张浪费”的情况，要比几年前更能花钱、用钱。您如何看这类质疑？2007年答疑时，您曾对新教育的经济来源进行了阐释。目前看来，新教育的经济状况有哪些更多的认识？

 

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新教育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新教育并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也是专职团队一直颠沛流离的原因之一。这几年来，新教育的后勤保障，一直有赖于少数几个企业家的慷慨支持，但这些支持，也仅能保障团队的基本工资和日常运行。举个例子，新教育核心的研究机构——新教育研究中心，这是新教育专职人员的主要栖身地，这支团队每年除工资外的日常行政支出也不过几万元而已，是相当窘迫的。

成立不久的新教育基金会，因为种种原因，也无法解决新教育团队的运行问题。

目前，新教育团队依赖和鄂尔多斯东胜区的合作办学，解决了部分成员的工资问题，另外的资金缺口，目前仍然主要依靠少数几个企业家的支持，依靠朱永新老师的个人捐赠，专职团队成员也程度不等地捐赠了自己的书稿等收入。可以说，从经济角度来讲，始终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至今是制约新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

所谓新教育最近几年的“铺张浪费”，应该主要是指新教育年会这几年日趋豪华，耗资不菲，这也是事实。连续三年，年会分别在江苏海门、河北石家庄、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恰恰都是经济发达的实验区，办会水平高，客观上给人以铺张浪费的感觉，但因为年会财务是承办方承担的，所以新教育团队无法左右会议的财政。

纵然如此，这个意见是有价值的，我认为，以后的年会，应该更多地与主办方加强沟通，尽可能地朴素而热烈、宁静而悠远，这更符合新教育精神。

 

4 我们了解到的最多的质疑，是对新教育理论、核心教育哲学基础的质疑，而且新教育内部对其理念认知也存有差异、分歧。从一线学校、一线教师的角度，您如何理解新教育运动，如何看待以上质疑，如何面对内部的分歧，从而积极地推动新教育发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新教育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也逐渐拥有了自己比较成熟的教育哲学基础（但为了严谨起见，对这些理论和教育哲学基础的梳理，是以后的事），这些理论和教育哲学基础（包括文化立场），也渗透于正在发展中的新教育课程中。

目前最紧要迫切的，是通过对新教育课程的理解与实践，通过以新教育课程为基础的对话，通过建立对影响新教育理论形成的重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理论等（例如儒家、道家、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过程哲学、后现代哲学及文化理论、复杂性理论、进化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流派典籍的共读的基础上的持续不断的对话，来不断地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

新教育内部（包括新教育的主要机构，例如研究和推广性机构，如新教育研究中心、新教育研究会，新教育其他机构，例如新教育研究院，新教育基金会，与新教育相关的杂志。当然，也包括新教育理事会。此外，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实验区校及个人，以及地方性的新教育研究中心，也属于“新教育内部”）对理念认知确实存在差异、分歧，甚至是对立。

这里包括了非常复杂的情形：

一是对新教育发展的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分歧差异。新教育内部，有些成员（包括实验区校及个人）对新教育发展之初的理念和操作比较熟悉（例如六大行动），但是对新教育最近几年的发展缺乏跟踪理解，而最近几年的发展虽然是对前期的继承和深化发展，但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修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导致了分歧，也导致了实践上的差异：有的学校仍然以做六大行动为主，有的学校则加六大行动加以深化，以课程为主导。

二是对新教育本身的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分歧差异。有一些从新教育中发展出来的项目，与新教育理念有一定的兼容，但也有一定的冲突，是属于新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旁枝。这种差异对新教育是有益的，可以形成一种对话，相互从中得到滋养。（当然，也有一些完全背弃了新教育理念，但仍然冠以新教育之名的项目，就不在此列了）

三是因为另外的一些原因汇聚在新教育旗帜下，但与新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例如《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其办刊理念与新教育理论有严重的冲突，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仍然冠名“新教育”。

这些分歧甚至冲突的存在，在一线学校和一线教师那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我认为，不违背新教育基本理念的各种分歧，应该允许存在并通过不断对话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违背新教育理念的，应该及时予以澄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5 有人认为，新教育内部对外部的批评，存在一些抵触或排他性，也客观影响了一些学校的加入。您如何看待这类问题。

 

新教育从发韧之初，一直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批评。新教育对待批评的姿态是诚恳的，朱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新教育要在批评中不断成长。而且事实上，对新教育最多的最深刻的批评，往往来自新教育内部。

这里所说的外部批评或者说质疑，要从不同层面来理解。来自一线的质疑，需要在一定层面上理解甚至实践课程，然后围绕课程逐渐地辨析源流促成理解；来自学界的质疑，需要有相应的学理前提。而目前的状况，是许多仍然对新教育理解不足，因此质疑往往是表面的质疑，而无法达成深度对话。这是非常遗憾的，可能需要更长久的时间。目前最能够理解并支持新教育理论的，恰恰是那些较完整地实践新教育课程的一线教师。因为新教育理论表述出来或许是抽象的，但它首先是鲜活的，是通过生动有效的实践来显现的。新教育的实践者，越多地实践新教育课程，就会越多地理解新教育理论。同样，越多地理解新教育理论，提出的质疑也越具有力量。

无论如何，新教育需要批评。如果有一天，批评全都消失了，对新教育理论建设绝不是一件好事。新教育理论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有一定的开放性，从一些有价值的质疑处，能够不断地增长一些新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正是也将是新教育理论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我一直很反对没有聆听的批评。有些人，是从未真正地走进或实践新教育课程，只是根据只言片语，或一些个别现象就滥加批评甚至两难，对这种批评，我觉得新教育人应该更多地保持沉默，更深地扎根田野，让孩子说话，让学校说话，让课程说话，让岁月予以不断的回答。

至于说“新教育内部对外部的批评，存在一些抵触或排他性”，我不知道是指哪类批评。如果是真正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内部的批评，这个内部，主要是指实验区校以及实践新教育的广大一线教师），通常都会高度重视，如果是外部的泛泛的缺乏理解的批评，完全可以一笑了之。任何新生事物，都必然地会经受此类批评。

我相信，学校是否加入新教育实验，最终取决于学校对新教育理念的认同度，而不取决于另外的因素。相反，我一直惧怕跟风式的加盟，这是新教育区校中形式主义的根源之一，害了老师和校长们，也不利于新教育。

 

6 有人认为，新教育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您如何看新教育未来的发展、走向。

 

新教育的存在，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这是一个“必然的奇迹”。也就是说，民间要求变革教育的呼声，必然地要借一种力量得以表达，新教育恰逢其时，成为承担这个使命的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这股力量的存在，对国家层面的整体的教育改革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启发。

经过几年的发展，尤其是一群杰出人才的加盟，新教育已经不太可能仅仅成为一场激情的时代表演，也不可能成为一场经验主义的潮流，而将成为有自觉的教育哲学追求和文化追求的教育改革。

在未来，新教育可能贡献于中国教育的，至少有：

在吸纳人类文明精华，尤其是教育哲学精华的基础上，再次重建以儒道为根基和核心的教育哲学，使教育变革和思考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土壤中，成为传统的继承者尤其是弘扬者；

在教育哲学的烛照下，逐渐完善学校文化及课程系统，并为中国教育贡献丰富的教育理论资源和课程资源；

培养出一大批特征明显的新教育教师尤其是榜样教师，这将是传统优秀教师之外的新型教师，有自觉的文化追求、扎实的专业素养、成熟的课程开发和操作能力并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并形成成熟的教师培训课程；

培养出一大批对本土文化有深厚情感和较深理解，同时又非常开放和具有创造力的学生……

显然，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新教育整体系统的不断变革：更有效率，更具创造力，更开放。

未来永远是一个必要的梦境，我们能走多远？能否不断地创造奇迹？这需要岁月来作出回答。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