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奥运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中失利的中国运动员周俊成为舆论焦点，人们之所以关注她，不仅因为她的失败和泪水，更在于失败背后耐人寻味的运动员出线规则。

据媒体报道，鲜有国际大赛经验的周俊，之所以获得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机会，不是因为个人突出的能力，如《人民日报》所解读的那样，周俊之所以获得垂青，是“选拔机制、省市平衡、补偿照顾等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的结果。对于战绩骄人的中国举重队而言，“为国出战就意味着基本能带回金牌，从而计入各省区市在全运会上的金牌数，其背后势必牵扯众多利益”。

“周俊现象”并非孤立，她将现今中国体育人才背后的利益格局和盘托出。对于运动员而言，从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员的那一刻开始，他个人可能将国家荣誉朴素地理解为“为国家增光”，然而，在他的背后，却布织着盘根错节的利益诉求。

这与运动员几乎清一色的成长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小地方到大地方，从省市到国家，运动员的脱颖而出不只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他们被挖掘，被培养，被寄予厚望，不同的教练，不同的领导，都成为他们上升的台阶。当他们有机会去到更高的舞台获取荣誉时，难免遇到这样的尴尬，即大利益下面有小利益，国家荣誉下面有地方荣誉，尤其是在那些人才济济的优势项目中，选择哪个运动员出场，显然不能简单地依赖运动员个人的表现，决策权亦不是谁所独有。

硕大的中国务必把这个国际舞台划分成让人心悦诚服的几部分，这样一来，不同地方的老百姓在这个舞台上有所寄托。当然，更重要的是，地方输送的运动员数量，以及运动员所获得的奖牌数，将直观地反映主政领导的工作业绩，因此，只有营造出一定的利益均势，才能保证培养体育人才的地方体育局的积极性。

在这种复杂的利益诉求环境中，运动员身份的复杂性可见一斑。他们以“中国运动员”身份亮相，但所寄托的期望却是多层次的。观众观看比赛会讲究运动员的籍贯，地方教练、领导盯着自己的运动员，而当运动员获得荣誉后，他们必然要面对不同的记者，国家电视台，地方电视台，这些不同背景的报道机构轮番上阵，带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契合运动员的不同身份，寻求运动员的共鸣。

一个运动员的闪耀光环，背后倾注了无数不同背景的人的关怀，一个体育人才的横空出世，往往需要地方与国家彼此联手，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人才的湮没或流失。显然，“代表中国”这种阐述未能完整描述运动员的身份。

“周俊现象”带来的思考不止于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才孵化模式，《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在结尾时将疑虑放在周俊本人今后的命运，感叹“丢掉的奖牌还可以重新夺回，但一名年轻选手崩塌的信心，岂是轻易就能重新建立的？”事实证明，在这种人才培养机制中，运动员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从赛场外的部分细节可以看出端倪，譬如，在男子56公斤级比赛中发挥不佳获得亚军的中国选手吴景彪，赛后泪流满面地表示，“我有愧于祖国，我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追求金牌的决心值得敬佩，但是运动员的此番情感流露，或并非只是决心的体现，还与其受到的重荷有关。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对于运动员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表现机会，无论什么国籍的天才们，在痛失金牌后难免都要经历情绪激动的过程，此乃人之常情。人们默默安慰那些赛场上的失败者，另外，又希望那些胜利者能够彻底释放压力，表达他们的喜悦。然而，我们看到，奥运会刚过几天，即便是那些获得胜利的中国运动员，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不苟言笑的印象。在获取荣誉后，运动员们应该释放压力，然而，比赛结束后中国运动员的不苟言笑，似乎在提示我们，他们仍然生活在重压之下。

显然，中国运动员的寡言少语不是因为没见过大世面，更不是因为担心说的太多而透露战术。无论是置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周俊，还是失利的吴景彪，抑或是获胜的孙杨、叶诗文们，都被赋予某种共同的人格特征。我们期待，运动员们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当然，长远来看，运动员能否从容参与比赛，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机制上作出些许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