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分析

   这篇文章旨在抨击新文化的倡导者。首先梅光迪指出国人相继从欧洲引进了工商制造、政治法制和文学学术等，但是他认为学习的功效与速度成反比，对工商制造，他认为在每个国家都没有什么差别，只要吸收了学理技巧就可以了，然而政治法制，是源于历史民性的，而且是隐藏的，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然后又说东西民性有差异，适于彼未必就适于此，言外之意是对之前引进西方政治表示反对，认为他们太过莽撞。最后引出了对新文化运动者的态度，此种态度就比较的激烈了，认为他们工于自恃，巧于语言奔走，会诱导国人，所以他要揭其假面，穷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可见他对新文化派非常反感。

   接下来梅光迪又分四点详细的批评了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

   首先，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诡辩家。在文章中他指出，“诡辩家之旨在于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在以成见私意。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 他认为文学的形式具有多样化，是可以并存的不能全然否定一种文学形式的价值，更不能尽弃其他形式而独尊白话。除此之外，文中还提到文学革命者说他们的宗旨在发挥个性，而他们又反对别人写文言，抹杀别人个性的存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所提的个性是一种虚伪

   其次，他提出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模仿家。他们所提出的新并不是真的新，只是一味的模仿，模仿西方谬陋，无人过问，已经过时的文学，是最下乘的模仿家，而接下来从“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到这一段的末尾，梅光迪讽刺意味更是强烈，说新文化运动者是模仿西方的奴隶，而且模仿来的全是糟粕，而本国人模仿古者，却时有精华，而且批评新文化的书包杂志千篇一律没有任何个性可言，以创造命名，自欺欺人。

  再次，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功名之士，“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得，不计较报酬，成书也是精益求精。” 认为现在许多学者并没有潜心研究，只会写一些投机之作，只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为了夸耀自己的“才学”，所写的文章作品不配被称为真正的“学问”。

  最后，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都是一群政客。认为新文化运动者们利用群众的心理以及智识浅薄、情感激烈的特点来达到其功名利誉之野心，尤其是青少年，如此一来反而牺牲了全国少年的学业和道德，타批评他们可恨又狡猾。

  他总结道，“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对于传统文化，要仔细研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保存本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于已经不适用的传统，他认为是需要改造而不是彻底毁灭，正如白璧德等人所领导人文主义运动主要目标是，要把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圣人们走过的路径之上。

二、 写作背景及“学衡派”

 梅光迪本与胡适是挚友，但却两人的思想观念截然不同。他在留美期间就对胡适及《新青年》的激进行为表示过不满。梅光迪在美国主持编辑《留美学生月报》时就先后发表三篇文章，明确反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做法，回国后，梅光迪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不愿意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任教，而是到了东南大学，集合一批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学衡》杂志。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从1922年1月至1933年7月终刊。

 《评提倡新文化者》发表于学衡派的创刊上，这篇文章就代表了学衡派的主要立场，即反对新文化运动者们偏激的做法，反对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派对新文化全盘反传统的一系列激进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严厉指责新文化阵营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及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阵营进行了一系列的相互论争。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是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抨击的开始，从此开始的抨击也引起了新文化阵营的反击。胡适称《学衡》为“学骂”，鲁迅也批评学衡派不过是一群假古董的聚集地。

三、 作者简介

梅光迪，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梅氏在宣城是望族，宋代文学家梅圣俞，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都是梅先生的远祖，学术相传，是梅氏的家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岁应童子试，十八岁肄业安徽高等学堂，宣统三年1911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民国二年夏，自威大转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四年夏，转往 哈佛大学深造，专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国立东南大学（49年改为南京大学）洋文系主任。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

四、 个人感想

   通篇文章看似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实际上存在许多矛盾的地方经不起推敲，尤其在对于新文化运动者的评价上只是单纯地批判却没有具体实例有失偏颇，难以令人信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篇文章确实有他的可取之处，甚至在当今社会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梅光迪对于旧文化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一点值得肯定。新文化阵营将旧文化一棍子打死，的确是有失妥当。他认为文言和白话各有所长，可以并存，是对新文化阵营激进态度的矫正，但当时新文化阵营将文言说成“死文学”，是为了完全推到“旧传统”从而启发民智解放人性，然后才能“除旧迎新”，这种激进的态度在当时那个思想激荡的大背景下实际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加快了社会、文化进步的进程。另外，梅光迪在作品中将新文学阵营贬斥得一文不值。他认为提倡新文化运动者诡辩、模仿、贪图功名、是一群政客，这些批判未免太过苛刻。提倡新文化运动者的新青年们，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传统，重建社会秩序，顶着千古骂名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在引进西方的观点时，有些观点的确是照搬过来，但梅光迪讽刺新文学的理论出发点，来自于他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模仿。有模仿才有创新，创新离不开对旧有理论的继承，二者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梅光迪的“模仿说”太过片面。

   诚然，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的用现代的眼光去反观当时的人物和思想，我们应当意识到文化是一条河流，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新旧的更迭，不能简单地判断事情的对错，这些思想家，文学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才能够留名史册。这些过渡时期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也是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添了一笔神秘的色彩。

 参考书目：梅光迪文录

    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

    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的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