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初刊在重庆版《大公报·战线》（1942年5月4日）时题为《诗》，以诗命名，是一种本体化的写法；而以“出发”为题，又暗合了发生在1942年3月初的穆旦从军的事实。穆旦应该很看重这首诗歌，因为他自己把其翻译成英文了，题目为：Into Battle。1942年2月，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出发》写于此时。然而三个月后，就是1942年5月，他经历了残酷的战斗。1942年从缅甸撤退，穆旦从事自杀式殿后。日本人穷追不舍，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死去的战友们直瞪着他，加上热带雨林的毒雨，他的腿肿了。还有致命性的痢疾，蚂蝗和巨大的蚊子，还有饥饿，曾经一次断粮8天。那时穆旦只有24岁，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他达到了印度，生命极限的体验使得穆旦变了一个人，也使得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出发》分为四节，诗的开头就提出了两个悖论式的命题：维护和平必须去杀戮，可厌的东西必须先接受下来，“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这句将两对语义排斥的词语“和平”“杀戮”与“可厌”“欢喜 ”违背常识的联系。语义相悖的词语在在同一向度的语境中排列组合，强力扭结在一起，产生巨大断裂、缝隙、张力，对抗潜在主体发出的声音。“知道了“人”不够 ，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对人性的理解有复杂化的倾向，“它”含有一种非人格化的指称，某种程度上指人的非动物性，“蹂躏”使得句子具有危机感和分裂感，是自我的一种颠覆。“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自由；”笔锋一转，指出既道德又是审美的矛盾，是不可知的潜在主体强加给我们的。为了我们爱着的东西的自由，必须去学习“蹂躏”的方法，必须面对战争和厮杀。这些爱着的东西可以指国土、人民，个人的生命和意志。“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因为那死底制造必需摧毁，”和平的日子、自由的日子已经远去，但也可能会在未来重新出现。对于“好的日子”诗人表现出肯定又质疑。死亡是战争的结果，但为了面对战争必须面对战争，为毁灭死亡必须经受死亡。

“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义；/在你底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第三节出现了对抗外在力量的声音，因为一切主体内部的悖谬和矛盾性体验是外在力量制造和给予的。“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 上帝！/在犬牙的角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持续发出声音的外在力量被命名为“上帝”，这里的冲突出现了转机：上帝发出的声音并不是一个简单明确的真理而是“句句的紊乱”。上帝给予的是“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需要我们去用善感的心灵体验，需要皈依和信仰作为前提才能得到。皈依和前面持续存在的抗争和冲突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对“丰富的痛苦”的皈依也就是对主体内部抗争和冲突的皈依，是对既怀疑又肯定的辩证情感的皈依，也是对主体的分裂性的直面审视和承担。这首诗是站在灵魂的山巅上宣告“对丰富的痛苦的皈依”，在某种意义上是诗人对自己选择诗歌道路写下的宣言书。一个象征性事件。

穆旦笔下，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残缺”的世界里的“残缺”的“自我”。在穆旦的诗歌里，出现了站在不稳定的点上，不断分裂、破碎的自我，存在于永远矛盾的张力上的自我，诗人排拒了中国传统的中和与平衡，将方向各异的各种力量，互相纠结撞击以致于撕裂。所有现代人的生命的困惑：个体与群体、欲望与信仰、现实与理想、创造与毁灭、智慧与无能、流亡与归宿、拒绝与求援、真实与谎言、诞生与谋杀、丰富与无有……全部都在这里展开：不是简单化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直线化地一个否定一个，而是相互对立、渗透、纠结为一团，正如郑敏所说，是“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

穆旦的诗歌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没有“风花雪月”，而是用“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是指诗人采用的与传统抒情相异的“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方式。这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自由伸展、运动，大量的采用内心直白，或者是抽象而直接地理智化叙述，或者是将肉体感与形而上的玄思相组合，诗中任意出现对立两极间的跳跃、猛进、突转，造成一种陌生与生涩的奇峻、冷峭、惊异的美：《出发》正是与他叛逆的思想与诗情相一致的。

在诗的语言上，穆旦坚持“五四”现代白话诗的传统。穆旦的《出发》充分发挥汉语的弹性，利用多义的词语、繁复的句式，以表达现代人的“较深的思想”与诗情，同时自觉大量运用现代汉语的关联词，以揭示抽象词语、跳跃的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穆旦不仅在诗的思维、诗的艺术现代化，而且在诗的语言的现代化方面，都跨出了在现代新诗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成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他的诗一方面在各个方面显示出对传统诗学的叛逆性与异质性，成为对早期白话诗的一个隔代的历史呼应；另一方面，同样显示出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在穆旦诗的冷峭里，更有着“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是“丰富，和丰富着的痛苦”之美。

参考文献：

[1]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歌导读·穆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2]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