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本分析

开篇批判新文化运动：1、取材以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2、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3、利用政客之手段，手握教育之权柄，到处鼓吹宣布，使广大少年学子盲从。吴宓担心在新文化运动者的错误带领下，将会导致国粹丧失、文字破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因而他要驳斥新文化运动的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指出作此文的目的。

吴宓指出中国少年学生因读书未多，见闻缺乏，而误以为新文化运动者的主张，是西洋文明的全部代表。而留美学生，如果不认同不附和新文化运动的，就会被斥为不爱国。他指出孰是孰非，应留给后人评论。大概是料到文章发表后又会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讨伐吧，吴宓不无先见之明的说道：“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派，此实率尔不查之谈。”果不出所料，吴宓的顽固守旧的帽子几乎戴了整个世纪。

文章主要部分：

一、新旧观

接下来吴宓提出他所反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反对新学、反对欧美文化，只是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学需要辨别选择，其中有些是不可取的。譬如关于新与旧的主张。针对新文化运动者激进的破旧纳新的态度，吴宓以辩证的眼光对“新”、“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所谓的新与旧只是相对的，昨日为新，今日则旧，因此不能以新、旧作为判断事物和进行取舍的标准。进而提出：“故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吴宓以文学创作为例，以文学是由摹仿开始的论证新是产生于旧的，由旧发展而来的。关于新旧问题是本文的重点，吴宓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新旧观，而且基于此提出了创造新文化的方法：“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道德、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广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然而当时的革命激情燃烧在青年的血液中，吴宓的”博采众长“和”融会贯通“在时代潮流中被湮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未经审视和辨别的情况下，就被全盘否定了。

 二、与新文化运动者的交锋

1、对新文化运动者喜作辩驳之文指出其弊病：(一)不谈正理，但事嬉笑怒骂，将原文之作者，加以戏侮轻蔑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二）误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而单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寻疵，深文入罪。（三）对症发药，只求攻破原文作者，然而出言是否真确，立论是否持平，措辞是否通妥，却并不在意。此等文章或许可达一时之目的，然而时过境迁，重读并无价值。且持论牵强失真，偏激过正，有害于世道人心。（四）辩驳之文，犹如卖艺者角力，以为消遣，以资笑乐，只有一时的热闹。（五）辩论为求真理，而辩论之后真理未明，且徒增是非。

2、对新文化运动者的质疑做出回应，并详细论述自己的文学观、道德观:

1）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反对白话文运动）

2）文如其人，如果想做出好的文章来，必先修学植品，而不当专学他人之文章皮毛也。（暗讽新文化运动者学习西方文章皮毛）

3）指出报章杂志论述西洋文学的文章堆砌地名、人名、书名，让读者惊讶拜服以为高深，其实狼藉杂凑，毫无宗旨。

4）指出新文化运动者的极端化倾向，一味求新。希望国人去除新旧浮见，取长补短，亲善远恶，不要盲从。

5）批判新文化运动者的文化专制，每有进步之举都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只要有不认同他们的观点的就加以各种指责抨击，不容他人置喙。

6）就之前的言论做出进一步解释，此无需多言。

7）针对新文化运动者崇尚晚近文化，指出诗文不应以时间为划分优劣的标准，只要是好的文章都要读，不能只尊崇一时一派的文章。况且新文化运动者倡导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流弊已经显现了。

8）批驳新文化运动者妄自尊大，以学历学位为荣，实不可取。

9）分辨邪说与异端的区别，指斥新文化运动为邪说。

10）关于常“与“变，此为重点，吴宓的道德观尽述于此，所以着重讲一下。

 道德观

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并且喊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吴宓等学衡派诸人则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吴宓看来，中国文化中的”最精美者“，乃是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两翼。西洋文化最精美者则是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要造新文化，必须要全面认识旧文化，不能一味抹杀。”在他看来，风俗、制度可随时代变迁而更改，但是宗教、道德中有”极善极美的根本内律，是不可轻易废除的。他遂进而将人分为三级：（一）天界：信奉宗教，破除国家、谢绝人世、脱离尘世，如佛教和耶教。（二）人界：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以理制欲，如我国孔孟之教，西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崇尚。（三）物界：与禽兽无异，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有欲而动，率性而为，无所谓仁义道德。吴宓指出，宗教道德都是教人向上的，宗教帮助第二级的人进步到第一级，道德帮助第三极的人进步到第二级。如果废弃宗教道德，以第三级为立足点，则是叫人堕落。因此，他坚决反对将物界的规律应用到人事上，这必将导致物欲横流和破坏竞争。新文化运动者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简单的将自然进化规律运用到政治、社会、文化的进步中，蔑弃宗教道德，还望其补偏纠正。最后阐明其卫道士的决心。

二，      背景资料

1、         吴宓生平及思想

吴宓，陕西人，字雨僧。1907年入宏道书院求学，1911年入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192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作为总编辑，他苦心经营，用力最多，《学衡》之所以能维持12年之久，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译介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到中国，并身体力行，自称是“东方的白璧德”。吴宓不仅在西方文学史的教学与译介方面卓有建树，更主要的是他最早将西方比较文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引入了中国。他于1920年发表的《<</span>红楼梦新谈>》，被公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之作。归国后，在清华开“中西诗之比较研究”等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比较文学的人才。吴宓先生终生致力于弘扬、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

2.      关于《学衡》派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以“昌明国萃，融化新知”为其宗旨。《学衡》最初的发起者，在1923年就相继走散：梅光迪自第13期起，即不再为《学衡》供稿；刘伯明在11月病逝；胡先骕于秋季出国。吴宓则始终是《学衡》最坚定的核心，他一直把《学衡》视为他的毕生事业，顶着来自新文化阵营和亲友的诸种压力，含薪茹苦，勉力支撑。《学衡》历时十余年，一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靠。创刊之初，国立东南大学并未给它提供经费，创刊后，学衡同人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补贴。起初的印刷费用全由骨干成员共同支付。在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吴宓个人每期贴付百元。

《学衡》杂志上的文章可分为四类：批判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论文；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关于文史哲的专题研究；旧体诗词文赋。

2、         关于新人文主义：

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人文主义开始由近代向现代转型，即是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型。在这一转变中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为了拯救西方文化和逐渐被非理性吞没的社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取理性人文主义与非理性人文主义的中庸一路，强调情感与理性的融合。新人文主义强调文化传统和依人类精神的客观性对主观的情感世界实行规范和制约的必要性。这种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学的中庸之道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上是一致的。白璧德尊重中国文化，肯定东方文化的价值而且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他曾公开批评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他说：“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以道德立国，富于人文精神。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工业革命，发展科学，反对伪古学派的形式主义，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是对的；但是，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不应如在倒浴水时将盆中的孩子一起倒掉。”他称新文化运动为功利感情运动。白璧德主张中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为建立一个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而努力，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中国的留学生归国与新文化运动抗衡，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成员正是深受其思想影响。

三、文化思考的得失：

1、文章入情入理，言辞恳切，以诚为文，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切中要害，批驳了新文化运动者的偏激，但也有所误解，比如新文化运动倡导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更多的是考虑此二者适合当下社会变革，而吴宓误会其一味以后来者为上，以后者为优。

2、学衡派既摆脱了东方文化中的民族虚娇心理，又避免了新文化运动者一切向西方学习的民族虚无主义，表现了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采取辩证的眼光对待西洋和外来文化，提出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方法，在如今看来非常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3、提出了文化具有历史的统一性，强调传统经重新阐释可以实现现代性转换，进步是传统的丰富和发展，使国人对新旧文化的认识深化了。

4、对旧情有独钟，也并不排斥新，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以保守的心态维护传统文化，昌明国粹，融会新知。学衡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雍容大气，而新青年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现实的急功近利。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便带有政治目的，不仅要新文化，还要新文明，新社会，新国家，依托进化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吴宓所坚守的《学衡》是他始终如一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媒介。

5、弱点：1）忽略了时代特殊性，虽然文化观念较为稳健，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需要新文化运动来除旧立新，其对孔教的维护的确有些守旧。2）虽然强调要吸收西洋文化，但是厚古薄今，只看中古代文化，信奉柏拉图与基督教的文化，忽略了科学与民主的时代课题，忽略了欧洲近代文明。3）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论使学衡派将文化问题归于“止于至善”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过分倚重传统道德，不免过于理想主义。

6、 吴宓深信文化的永恒价值，他始终致力于文化传承和交流方面的工作，而新文化派最终走向了政治，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不得不令人反思。今再读吴宓的文章不禁有一种孤立无援却义无反顾的悲壮感。

参考文献:

[1]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蒋书丽.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