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论新文化运动》

 

发表于《学衡》1922年4月第4期

 

一，文本分析

第一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罪状：

1.       持论上：诡激，专图破坏，粗浅谬误，与凡人良知常识悖逆抵触不相合

2.       取材上：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视为糟粕，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

3.       行文上：虚妄夸张，自立体裁，非牛非马，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

又，从两个角度说明新文化风行的原因：

1.       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

2.       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学子热心西学，不暇申辩，无从抉择，尽成盲从

接着，指出新文化传播造成的忧虑：

1.       国粹丧失，不能还复

2.       文字破灭，国将不国，凡百建设皆不能收效

最后，提出作此文的目的：

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

第二至七段： 逐条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合理处提出质疑

第二段，反驳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对留美却不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的指责

文章开始就列举赵高指鹿为马和林肯名言，暗指新文化运动“炫惑”众人

             “眩惑”的具体表现为：1. 国内少年，见闻缺乏，误以为新文化运动所主张为西洋文明全部代表

                                                2．国外留学美国者，始知世界之潮流，学术之道理，不尽如新文化运动者之所言

接着指出“今之留美生”的遭遇：不附和新文化，则漠心国事

                                                   不趋附新文化，则不知近世思潮

综上，作者得出立论：

        不能以是否附和一家，就确定一个人的是非功罪。而且，留美学人，学习科目不同，回国报效各异，更加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说，留美学生的得失长短是一回事，而新文化运动是另一回事。

作者是通过上文国内外少年的对比和留美学生左右为难的、不自由的选择境地，斥责新文化运动的“话语霸权”。

第三段，对新文化运动的“实”与“名”是否相符提出疑问

关键词：正名   。要求从“实质”上考察新文化运动，进而立论

论点：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不一定就反对新学，也不一定就不欢迎欧美之文化。并且指出，“欲大兴新学，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新文化运动之主张不可不审查辩证也 ”

 第四段，认为所谓的“新”与“旧”本来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无法具体说明哪个好哪个坏

文章首先提出问题：何者为新？何者为旧？

                  接着又说：“天理，人情，物象，千百异状，但基本定律，则固若一”

                   并且举例：天上云彩，朝暮异形，水蒸发而成云，凝降则为雨

                         所以， 百变之中，有不变的存在也有变化的存在，应该二者兼识之，不能执一而昧其他。

                 对于“新”事物，作者的观点是： “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

         举例：1. 典籍文物，理论学术,----“层层递嬗而为新，故不知旧物，不能言新”

                  2. 论学论事-----“明其沿革，就已知求未知，就过去测未来”

                 3. 物质科学---“积累而成，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弗如”

                4. 人事之学---“或系于日前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无一定之轨辙，故新出者未必居上，  晚出者不必胜前”

                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学问之道，应博集群书，遍览古今，然后始能通底彻悟，比较异同。”

驳斥，新文化运动对西洋对文明，殊未深究，只是取一时一家之说，以相号召，“不足当新之名”。

（这段论述中作者比较强调文化的源头意识，或者说“元典”意识）

第五段，以“文章成于模仿”的角度，从文学发展的根源上，论证旧文学之不可废

举例说明“文章是成于模仿的”：国内—韩昌黎之文

                                                  国外---莎士比亚之戏曲

                                     中国新体白话诗----暗效美国Free Verse

旨在说明：“舍本国而取异国为模范，舍近代而返求古代”，也是模仿。

    以此来指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新诗是模仿，既然是“模仿”就不应该“废弃焚毁古诗”。

 第六段，从创作理论上，用文学模仿进化的观点，指责浪漫派文学，进而批驳写实派和自然派，批判矛头直指新文化运动

             采中西典故，辛辣笔法，指出新文化运动所提倡、所输入的西方文化都是不加选择的、糟粕性的一些东西，新文化实则是“欧化”。

           论证 “欧化”与“国粹”： 1. 光绪末年，认为两者冲突，欧化胜则国粹亡

                                    2. 新学者们认为应该“灭国粹而后输入欧化”

                              作者观点：“两者均非”。

              而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西洋真正之文化与中国之国粹实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应该保国粹而昌欧化，使两者融会贯通，才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本段文章古今中外，对比举例繁多，有比较文学的观点和笔法。而且吴宓所提出的中西相互学习的观点，放在今日的文化背景之下确实可取。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方法是精英文化或者知识分子理想化文化的要求，历时长久，相当于文化上的“改良”的方式，这种对比下，某种意义上“新文化文化运动”就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革命”。）

    第七段，再次强调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是专取一家之邪说，未取其精髓，不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

            同时指出，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引，精研深造，既全面领略西洋文化的真实面貌，又可以明审新文化运动一派的谬误

第八至九段，针对新文化宣传时常作驳论文，指出辩驳类文章存在的几个弊端：

1. 不谈正理，但事嬉笑怒骂，针对人而不针对文。

2. 对原文断章取义，并未读懂全文之意即问罪。

3. 很多作辩驳之文的人往往只求攻破原文之作者，而对自己的言论正确与否、措辞得当与否从来不好好考虑。

4. 很多辩驳文章并不能使读者受益。

5. 辩论为求真理，但辩论之后真理未必能明。

（切中了宣传类驳论文的要害，揭其弊端，指责有理有力。）

同时说明自己强调“文章的道德感”，即，文章需要“良心”和“诚”

（强调文章的“道德感”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文章文人的要求，也暗和西方白璧德提出的新人文主义的要求。）

第十段至结尾，从十一个方面针对新文化运动提倡者的批评、指摘而逐条作出的回应，较前面而言更具体、更细致，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对文学的理解作了说明。

            1. 文字之体制。

               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变迁，率由自然，极其缓慢，非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必从之。

               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欲得文章新格调，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

           反对胡适等人提出的白话主张。

            2. 文如其人。同理上文提到的“良心”和“诚”

               提出欲文之工美，必先修学植品，而不当专学他人文章之皮毛

           批判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章是“专学他人文章之皮毛”。

            3. 文章引经据典太多，附会西文太多，使读者不明其意

批判当时的西学文章“人名书名地名，拉杂堆积，毫不成章”

  4. 批判新文化的极端化倾向

      “昔之弊”对比“今之弊”，指出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多属一偏”

      教导国人应该抛弃新旧的偏见，以评判的眼光，认真选择，不应盲从。

   又提出“欲造中国之新文化，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批判新文化运动，“只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既行文化专断又贻误国人。

  5. 反对新文化运动“专务为胜敌之举，不许天下人得以置喙，将欲绝除异己，而统一文化之疆域”。 （文化专制）

  6. 指出：文章文化的“模仿或发展”，自有其“流弊”，有流弊就自有“指责”之言。（暗指倡导新文化运动者没有接受指责的气度）

  7. 倡导“新”文化“必须著译专书”，同时又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流弊甚大。

（新文化运动多倡导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吴宓其实就是批判指责新文化运动译介的文艺理论流弊甚大，选择不当。）

     今之译书之流弊：“流于堆积书名人名地名之弊”  或 

“率易成章，妄相率合”

“专读一派之文，专收一时之作”

     举例：古典主义等名词的“二个”含义，说明翻译的不易

     建议：诗文应当选取佳篇名篇，并且广泛涉猎

（在这里，我想吴宓是想介绍一种正确的翻译或者译书方法，即，介绍西方的文艺理论需要全面的考虑，不应单一化选择。但是他的批判也有偏颇之处，比如，他说对自然主义的选择是“愈晚出者愈上”，这其实并不合理。我想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所以要专一化的选择作品翻译介绍，最根本的原因是符和我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开启民智的需要，也是时代使然的事情。）

  8. 对待学问以及有学问的人的态度和标准：应当不断追求进步，“视其最上者为标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学习西学及评论学西学者的情况是：

     1）一知半解者多，初入门者多，而真能大成者，“吾见之甚鲜矣”。

     2）以为不学某科，就不应谈某事，“吾殊不谓然”。

     3）评论人的文章先看有无学位，或在是不是外国大学毕业，“吾亦窃以为不可”

（我觉得，吴宓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针对有些人总是提出或者摆出留美学生的高傲姿态，而作的一些回击；或者，是对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留美生为最贵，留学欧洲者次之，留学日本者再次之的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的矫正。）

    接着作者提出自己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看法：

   “尝见师友中有生平未得学位，而学识渊深，受人敬仰者焉。吾国留学欧美之学生，有专鹜学位，而国中之人亦或盲敬之。”

明确指出，“取人”当以“实在之蕴蓄”，而不必问其学位有无，或者留学哪国

（民主的开明的态度对待学问和学问人，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味，在今日社会也有可借鉴之处）

9．区分了“邪说”与“异端”

   邪说：偏激矫诬，不合理之说

   异端：（我从他的文章这一段没提炼出来，查了资料，揣测了一下）

[我自己的分析如下：1）邪说，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释义：不正当的议论主张。这和吴宓的偏激矫诬﹑不合理也不尽相同。

  2）异端，出自《论语•为政》﹕“政乎异端，斯害也已”，释义：不属正统思想的思想派别﹑暗指旁门左道，或者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而依照朱熹的解释是“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即是指专门仅仅钻研义理的一端，是很有害的行为。这好像更符合吴宓对新文化的印象，也更符合前文中对新文化的批判。]

  综上，我认为与其说吴宓把新文化运动斥为异端，不如说把新文化运动斥为邪说异端，但是他偏偏在此区分二者，借“宗教之衰微，亦由攻乎异端所致也”，以此来讽刺新文化选择传播的文化实是取“异端之说”，由此可能会造成国家衰微的危险。

          10．一切论述围绕“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内律，一定而不变，当尊之爱之，而不当攻之非之”，批评新文化“彼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式之末，而铲绝万古精神之源，实属诬罔不察之极”。

             正方举例：宗教：基于人之天性，极善之事也

                       道德：忠恕为本，维持社会

             反方举例：多妻制，寡妇守节  （批判新文化只抓一点，而全批孔教）

             人立身行事分三级：

                1）天界：宗教为本  （上者）

                2）人界：道德为本  （中者）

                3）物界：只见物象以为世界乃机械而已  （下者）

            以具体的、也是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的“婚姻之事”，说明“三界”的区别：

                1）天界：自安天命的约束

                2）人界：社会习俗和人情的约束

                3）物界：动物性的，破坏伦常的

             （以我个人的现代人的眼光观之，觉得这种婚姻观的描述吴宓选错例题了，在这段文字中没看到婚姻自由和自主，也没看到婚姻中爱情存在的必要，而且，作者的叙述第三等级显然比前两等级的叙述有力，结合吴宓自己的婚姻，他也无话可说了吧。婚姻问题，更支持新文化运动一些）

              之后的立论，水到渠成，批新文化“以第三等级为立足点，引人堕落”，并给出建议“救世之道，莫如坚持第二等级”，“新旧咸宜，无偏无碍”。

（吴宓是站在“国粹为本”的立场上，又回到我说的“文化改良”，是建议在保持根本的前提下进行小部分的矫正，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弊端的；新文化之所以要找旧道德的不合理性来进行全盘批判，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只是新文化的立场不仅仅是文化，更是立足于社会现实和开启民智的需要，采取的手段也是“革命”式的。不好评判谁好谁坏，或者谁对谁错。“改良”和“革命”在历史的发展时期本身就具有互补和争议，在“革命年代”革命需要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建设和发展，改良的主张就会被重新重视，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11．表明宓“卫道”的决心

我看文章之总结：1）行文章法上：文章条理还比较清晰，论点论述时有重复，稍显啰嗦；诗人气质，情感饱满，多慷慨激昂之语；采用中西比较文学的对比写法，融东西文化于一炉，旁征博引，引论繁多。

2）内容上：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弊病进行了逐条的批判，文中立论的观点众多，有可取之处亦有颇多偏颇之处。认为应该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借鉴的吸收西方文化，融东西文化于一炉，更好地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服务；同时不满意新文化对传统的“全盘批判”和新文化的“话语霸权”，也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思想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影响，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引进吸收西方文化以更好地发展传统文化，留住文化的“根”，是社会不致于分崩离析。是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我认为的“文化改良主义”。

 二，我观“学衡”与“新文化”之论争：

　　回眸上个世纪两个知识群体的文化论争，我们可以发现，学衡派和新青年派双方各自都以为找到了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灵丹妙药。
　  学衡派立足于白璧德这位新人文主义大师，新青年派诸君着眼于进化论及实验主义哲学。一个眼睛聚焦在文化的源头和元典上，充满着古典味，坚守着民族传统；一个眼球为西方社会的文化现实所吸引，充满着现代味，高扬着时代精神。这就把“传统”和“现代”的紧张钩连在一起。对没有抓住源头和元典的对手，学衡派的批评在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中也鲜明的体现着，比如对“新旧的论争”。
　　在新青年派那里，同仁们立足于现代性，更多地看到了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地方，因此他们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政治”、“道德”、“文化”一起打包，并把精力用在了统统“推翻”、“打倒”、“废除”上。而“学衡派”同仁们则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积淀的不易，而且那是历史长河中智者为秩序、自律、稳定而设定的方案，因此必须注重提炼、维护、发展和建设。譬如以对孔子的态度而言，学衡派更多地看到孔学中“仁”之质地，新青年派则更多地非难孔教中“礼”之束缚。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为学衡派所用，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新青年派所取，本来是一根现代性主干上的细胞，却因路径歧出而分出了楚河汉界。同样是出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人文关怀，在此却也分道扬镳。学衡派担心非此即彼的文化成见、偏见会在“绝对之是”、“不容他人之匡正”之思维模式下形成“新式学术专制”。应该看到，在学衡派“无偏无党”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对新青年派情绪化的反感，这在吴宓的文章中时有流露。其实，这又是他们的软肋，用情绪化的恶感去评论对方自然也难以“中正”。新青年派的“一偏”的确被学衡派诸君命中了要害，但后者在自我的固执中也难免失于忽视时代性的偏颇。也应该看到，“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过去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一味固执传统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健全。所以，两者看似完全不相同的诉求，其实是在朝着同一目标而努力，即都在努力的构建中国文化，或者用文化构建中国社会。不同的外形下却实质相同，殊途同归。

三，吴宓与《学衡》杂志

     我认为要了解“学衡派”，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学衡》杂志。在过去的对“学衡”派的评价中，我们似乎只关注“学衡”的保守，或者站在以“新文化运动”为本位的参照下，“学衡”甚至被斥责为“顽固守旧”，我觉得这是对“学衡”派的误读。作为“学衡”派的言说阵地，“学衡”派的言论主张皆通过这份杂志传播出去，同时，作为杂志的实际总编辑的吴宓更是把这本杂志作为自己的志业所在，所以，我认为了解这份杂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认识“学衡”派，认识吴宓其人。同时，我认为它代表着“一群人”对时代的感知和回应。

   1． 关于《学衡》杂志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最初几年的作者群聚在南京东南大学。该刊由上海中华书局承印发行。杂志并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靠（vs 甲寅派，教育总长），东南大学并没有给它提供经费。基本印刷费用是最初志同道合的骨干成员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而且刊物始终没有稿酬。从第4期开始由吴宓一人主持编务。

最初同人遵从梅光迪的主张，决议：杂志不立社长、总编、撰述员等，以免有名位之争；凡为《学衡》做文章者，即为社员，不做文章即不是社员。杂志仿《庸言》体例，设“插话” 、“通论” 、“述学” 、“文苑” 、“杂缀” 、“书评”等栏目。在第4期，吴宓撰写的《学衡》杂志简言中，阐述杂志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把《学衡》杂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学衡派”放在现代文化思想史这个大背景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学衡》杂志的一些主要特色：（主要从杂志的内容上，杂志的内容方面大致分为四类）

     1）反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

     2）译介、张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3）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以及专门的“国学”中经史子集的专题研究

         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佛学研究的专题论文

     4）开设文苑专栏，登载旧体诗词文赋

第1）、4）项为《学衡》杂志的外攻，第2）、3）项为杂志的内守。前者为其思想观念的外在发散，后者为其文化守成的立身之本和学业的基点。前者为“学衡派”带来了守旧、保守、反动的恶名，后者为他们展示了学识、学理上的事功。

之后由于经济紧张和同人内讧，杂志于1933年7月彻底停办，共出版79期。对于停办的原因，中华书局回复说是由于杂志卖不掉，那么从杂志本身说，比如：内容芜杂，观点陈旧，而且文章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等原因，也成为杂志停办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可以佐证“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我对《学衡》杂志的看法：从陈寅恪对杂志的评价：《学衡》对社会的进步起不了多少正面的影响，本身就应该停办，以及中华书局给出的停刊原因：销路不好来看，《学衡》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反响，至少是相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我认为，在那个“五四的时代”，它至少代表了一类人的声音，一种对文化的态度，尤其是对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认同，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和强烈的传统意识、文化担当意识，这恰好可以看做是对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思和破坏过传统时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和重构。“学衡”派对传统的坚守，对当下的社会对文化的建构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2．吴宓与《学衡》杂志

吴宓最初为《学衡》杂志的“集稿员”，原名陀曼，字雨僧，陕西泾阳人。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他是杂志的实际主持人，也是维系《学衡》杂志编辑出版十二年的灵魂。他集苦难和风流于一身，融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诗情为一体，重感情，讲道义，自己却陷于感情于道义纠缠不清的泥淖之中。是一个主观情感上的的浪漫诗人和信念理性上的古典主义者。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历任各大名校教授，善写古体诗，有《吴宓诗集》和《吴宓日记》传世。

    吴宓认为自己的名字进入知识界，被人所知，是由于《学衡》杂志的缘故。这是一个名分上的所得。为了这一名分，也是他所谓的志业，他投入最多，付出也最大。吴宓将《学衡》看作他一生事业的寄托，多年夙愿的实现，所以一心于此。他为杂志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比任何一个同人都要多。自杂志第4期始就由吴宓一人主持编务，好像这份杂志成了他一个人的事情。在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他个人每期津贴百元，又向亲友募捐来维持刊物的运行。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努力的为杂志而工作，又要忍受同人的内讧和群众的不理解，时而又要为出版的经费发愁，这各方的压力他均一人承担。相比于《学衡》最主要的论敌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而言，无论从组织上和人数上，吴宓几乎以个人的务实的姿态支持着杂志的始终，这种一个人的坚持，在时代的潮流下尤其显得风骨傲然，某种意义上近乎悲壮。

3，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学衡”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跳不开的关系。从发起人上，梅光迪，吴宓等都是白璧德的弟子；从《学衡》的理论根源上，保守的立足于中国传统，向外的则立足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可以说杂志的理论立足国内就是中国传统，立足国外就是新人文主义，也可以说要了解《学衡》杂志和“学衡”派必然不能不谈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首先，“新人文主义”脱胎于“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存在着两种界定：1）狭义上，强调人文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场新思想新文化运动；2）广义上，强调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其特点为：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重视对思想的批判。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人文主义开始由近代向现代转型，即是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型。在这一转变中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为了拯救西方文化和逐渐被非理性吞没的社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取理性人文主义与非理性人文主义的中庸一路，强调情感与理性的融合。白璧德等人所领导的“新人文主义运动”的目标是：要把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圣人们走过的路径之上，即“用历史的智能来反对当代的智能”。同时又强调“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两者间保持者一种正确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与选择之间游移，即“有限制的自由”与“有同情心的选择”的平衡，并根据调和这两个极端之比例的程度而变得人文化。这种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学的中庸之道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上是一致的。

4，我眼中的吴宓

   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资料中，看了关于吴宓的评传，感觉选择的书学术性的意义不大，但也足够让我从一个角落里窥看到一位我所不知道的吴宓。

   他是学问上的大家，感情上的侏儒，决断上的智障，既是道德至上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梦想家。他是个偏激又固执的老头，又是个诲人不倦的教授。在文革期间，坚持自己的风骨，却在日军侵华期间糊里糊涂的为侵略者讲学。他每一次的决定总是会伴随着无数次的反悔，让看书的人都无法忍受。在他的一生中常有艳遇，却没有一次可以让他收获爱情。除了渊博的学问、受人尊敬的老师之外，对于“人事”，他有点“迂”，有点“可笑”又无辜的可怜，让人又爱又恨，哭笑不得，这好像也就是他的一生。

他的弟子钱锺书说他“是伟人，也是傻瓜。最终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对这样的评价，我的理解是：情感上的矛盾和疑虑，尤其表现在他的爱情上，当追求时退缩，该退出时勇进，内心矛盾重重，疑惑重重，既不懂女人的心理，又不懂得个人情感的节制。所以，他一生都渴望爱情，却又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情。其次，“祥林嫂式的絮语”，再次证明了其性格上的缺陷。因为内心矛盾和不理解，也或许是因为缺乏决断，总是顾虑重重。无论感情或个人生活总喜欢尽诉与人，不是一个问题只说给一个人听，而是一个问题要问很多人给意见，让别人为自己出主意的结果是自己更加不明白问题的所在。也许他只是缺乏一个了解他的人，或者仅仅他只需要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又或许，他只是需要另外一个能读懂自己的自己。

 

 

 

参考文献：1. 北塔 《情痴诗僧―吴宓评传》 ，团结出版社，2000年

          2. 李继凯 刘瑞春∕选编  《解析吴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 沈卫威  《吴宓与〈学衡〉》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张宝明 《学衡派与新青年派文化论争再回眸》 ，《光明日报》 2010 .7 .4

          5. 沈卫威 《“学衡派”谱系》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郑师渠 《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思想文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