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围城》和存在主义

柯芦倩

由于《围城》作为创造性阅读文本的存在，使得读者在讨论关于《围城》主题和含义时，可说是众说纷纭，各家各派各抒己见互不退让。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想这是好的，也是值得庆贺的。就好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想相互碰撞、摩擦，创造出了个在思想史和文学史都灿烂无比的先秦时代。倘若一个文坛，对一个文学作品的见解和看法，就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话，那么，那只能说这已经是一个走向没落、没有一丝生命力的文坛，很快它就将湮灭在岁月的风尘里。

对于《围城》的主题和定位有以下较著名的几种。一是第一次将钱钟书先生的名字放入中国文学史的夏志清先生提出的“人生孤立和隔膜说”，其次是从中国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的阐明的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的“现代中国被围困说”，再次是北大的陈平原先生的“梦想局限说”，然后是解志熙的“存在困境和勇气说”，再就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婚姻围城说”等等较为典型和有名的几种。

其实对于以上的几种，若提出共同点来，我认为用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解释较为合理恰当些。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存，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存在主义所讲述的其实主要也就是追求的无意义和人生的虚无。在加缪的《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局外人态度，正是源于人生境况的荒谬感和虚无感。萨特的《恶心》、《禁闭》和卡夫卡的《城堡》也正是通过荒诞表现人的生存的无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围城》和之前提到的几部不同，它并不属于荒诞主义文学。上文提到的另几部作品，都是整体荒诞，但细节真实。而《围城》则相反，是于整体上的真实和细节处的荒诞，描绘的是一群“无毛的两足动物”在这个荒谬世界的绝望和挣扎，是一部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融的作品。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人们无论怎样追求、挣扎，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同样，钱钟书的《围城》也展示了在客观世界，现象的矛盾感和游离感，揭示的存在是荒诞性以及人在失去信仰和意义之源以后的孤独和迷惘。从“一无可进的进口”到“一无可去的去处”。稍难听一点，人亦如一只无头的苍蝇，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该往哪去，就那么彷徨着、犹豫着，也渐渐地绝望着。在鲍列夫的《存在主义及其“人的哲学”》里说；“人类如今陷入的囚室没有出路。出路是没有的；没有生命，因为生命是由无意义的勾销一切事物的死制造的。其实也没有死亡，因为只有或着的人才有死亡。而如今的人们不是活着，而只是存在着。没有道路，没有星星，没有摆脱荒诞存在的迷魂阵的出路。有的只是荒诞，只是虚无，只是没有意义，无限空虚的世界的‘存在’。”它也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以及个人精神上的孤独感上，用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的话说，就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旧约》里的通天塔，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再也不可能众志联合在一起，也就自然无能再与上帝一争高下，只能臣服于上帝，乖乖听话了。

20世纪是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动荡和不安的年代，是个孤独和绝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宇宙法则，充斥的是没有了价值参照的抽象和泛化的孤独。那种孤独不属于以往崇高者和先驱者的孤独，而是普通人和凡人的孤独，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孤独。命运在诸多偶然性的支配下，到处都充斥也孤独和绝望，人们只能在“绝望中抗争”，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为绝望而期待，而期待则恰恰是最漫长的绝望。

小说的最后，那只老钟还在当当当地敲着，小说结束了，而故事却还在不停地延续着。作者通过老钟这一意象，进行时间的反讽，所看到的不仅是方鸿渐个人命运的不幸，而是整个人生的虚无和偶然，这也使得《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超越了方鸿渐的个体生命而指向了整个人类生存、整个命运和整个人性，从而将《围城》的思想意蕴提到了普遍的形而上的高度，这也就使得《围城》脱离了时代的局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将高于其他只是纯粹揭露知识分子生产困境的作品，并最终得以成为文学的经典。

现代的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较之于《局外人》，这是人面对世界所感到的一种情绪，一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个人承担着无意义的世界，荒谬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都是老K，都只是局外人，在为这虚无人生做着无意义是追求，所有的一切到最后都证明了只是无用功罢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崔健的摇滚音乐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直面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方式，正契合了人类孤独高傲的心境，这也许正是他们为何流行，并使人们乐于接受的缘由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