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书统(章二节一)

 张金梁

重视传统、强调正统是书法发展传承的基本动因

托古改制，以正时人

程朱理学对书法家产生影响，“书统”观念增强

在贯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始终的宗法血缘观念地影响之下，古人特别重视传统、强调正统，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也就相应出现了政统、道统、文统、书统等观念。而书法上的“书统”与学术文化上的“道统”密切相关，“就书法传统的整体而言，其内涵来自文化传统”，[1]也可以说“书统”是以“道统”为依据提出来的。

无论“道统”，还是“书统”，两者都是在各自领域内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都是在对于古圣先贤等楷模认同的基础上，进而强调传承正统的重要性，最终以达到接续正统、弘扬圣道的目的。文字作为儒学传经授典的基本工具，具有“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2]的神圣功用，于是古人常常给文字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上升到“道”的层面。而以文字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书法艺术，除了技法与技巧的基本要求之外，古人也特别注意到了书法艺术具有的“由人复天”、“书以载道”的政治、伦理秩序以及教化功能，在儒家道统论的影响下，重视传统、强调正统成为历代书法发展传承的基本动因。

中国书法重视传统与正统的观念由来已久，并深深地镌刻在每个书家的骨子里。在唐代以前，是文字的发展演变阶段，为了强调“正统”，古人常将每种字体都附着在一个名家名下以确定其社会性与权威性，如仓颉造字、史籀著大篆、李斯制篆书、程邈定隶书、王次仲饰八分等，并由此而派生出一系列能够传承正统的书家作为后世师法的“楷模”。这种“正统”与楷模的权威思想一直延续贯彻在中国古代书法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在唐前这段时期内，还是处于一种相对比较模糊的阶段，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也在不断地寻求并确立楷模，没有形成明确而统一的“书统”。自唐太宗尊王羲之为书圣以后，王羲之“尽善尽美”、“不激不厉”具有伦理教化意义的书法风格符合了儒家的审美旨趣，遂成为书法大统，并从此确定并延续了下来。

“从原始崇拜到祖先崇拜，后人都要从神圣那里汲取知识和精神力量，以此形成效法先王、圣贤的文化传统，而尚古好古、以古为鉴、古今其存，即成为一种文化定势”。[3]这种“定势”在元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异族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士大夫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忧患意识的南方知识分子，以弘扬汉文化为己任，提倡新儒学，加强汉文化所固有的道德意识，激发民族情节；同时在“技进乎道”意识的作用下，书法开始成为汉族文人继承汉文化、强化民族意识、恢复和提高汉文化正统地位的主要途径之一。于是在书法史上自唐以来一直被视为书法正宗的“书圣”王羲之，在元代再次成为书家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托古改制，以正时人。（如图29）

虞集曾对北宋至元初的书法发展状况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认为宋人的书法，蔡襄以前还具有古意，而自苏轼、黄庭坚等“尚意”书风的出现，导致“魏晋古法”尽失；米芾之书又盛行后世，然多学其敧侧怪异之态，流弊南北。只有在赵孟頫倡导复古书风以后，才使得魏晋古法正统得以恢复。[4]这种分析还是十分客观公正的，也说明元初书法风气是自赵孟頫以后方始得以转变。以赵孟頫为首的元初书家顺应了时势发展，一开始即打出了承接正统的复古主义大旗。丛文俊先生在论述书法传统时指出，书法传统的表现形式与内涵包括“正体及其泛化”、“楷模传承”、“诸体兼善”和“传统组系”等四个方面。[5]结合元代书法的实际发展轨迹，元代所提倡的复古思潮正是按照这四个方面来进行恢复传统并确立“书统”的。以赵子昂为首的复古书家们，主要是从实践上率先垂范，为时人树立标杆，进而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首先，赵氏在楷书上师法晋唐，而又使其笔法简化，结体平稳，雅俗共赏，既有正体的典范美，又因其易学易为，而成为时人所尊崇、师法的对象，为复古的顺利推行铺平了道路。（如图22）其次，针对北宋以来对传统古法的忽视，元代复古书家们将目光投向了长期以来一直为书家视为正统的“书圣”王羲之，标举“用笔千古不易”以强调学习右军书法的重要性；同时又推崇王羲之激切恺直的人品气度，进而重新树立起了即符合儒家“道德仁义”伦理要求又符合艺术审美规范的书法楷模。另外，篆、隶、章草在元代得以复兴，使得元代大多书家能够延续着自汉代以来“诸体兼善”的传统，这样一方面使得书法复古思潮更加彻底与全面，而另一方面篆、隶是小学之主要内容，通过对这些古体的尊崇与学习，亦可提高文人士大夫捍卫汉文化的自觉意识。（如图23）当然，赵孟頫等书家多是着眼于书法实践上崇尚古法，回归晋唐，以实际行动来确定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正统，因此对于“传统组系”（即书统）的确立还没有形成文字上的表述，这种工作要待理学在元代普及之后，在“道统”思想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的。

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都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等因素决定的。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书法艺术，其发展与变化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反过来通过书法创作和书学观念亦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思想意识深处的东西。元代书法的发展即是如此。如果说赵孟頫主要是从实践上为元代书坛确立了书法学习的统系，最初还只是处于一种在特有意识驱使下的自觉行为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文化思想亦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大一统局面，尤其是程朱理学在元代开始兴盛并处于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对元代书法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统”观念渐次增强，并且与儒家“道统”相类，出现了相应的“书统”谱系。

唐代大儒韩愈为了应对佛教对儒学的挑战，重新树立儒学的权威，提出了一个被后世称之为儒家道统的观念，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6]韩愈认为“道”自古以来就有其传授系统，只是到了孔孟之后被中断，故此振兴儒学的首要任务即是接续失传已久的道统，并且把自己也列入了这道统的传授谱系之中。这种传道谱系被宋代理学家们所接受并有所发展，至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时真正提出了“道统”的观念，其后又通过“嘉定更化”，理学“道统论”被朝廷所认可，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

元承宋祚，原本南宋时仅于江左一带盛行的朱子理学，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在大儒许衡、吴澄等人的极力推动之下，朱子理学在元代得以广泛传播，逐渐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并规定了与前代不同的考试内容及要求。 [7] 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所考内容和答案均出自朱熹所注四书，从此朱子理学登上了官学的地位。而官学地位的确立，使得有元一代为朱子理学所笼罩，反映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正如虞集所云：“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 [8] 也正是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正式提出了“道统”的观念，并在总结前贤韩愈道统说的基础之，进一步确立了由尧、舜、孔、孟直至二程的儒家道统的传授谱系。

葛承雍先生曾说：“宋元以来，理学的笼罩窒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切突破，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三纲五常，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而这个天理，即使山河塌陷，它也是永恒存在并且不变的，这样，三纲五常的道统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获得了哲学上的意义。这在书法创造性思维上，形成了一套不可逾越古人成就的正宗思想。”[9]基本上概括出了宋元以来理学对书法发展的影响，但也过于笼统。因为在元代初期即朱子理学还没有被蒙元统治者所完全认可和接受的这一段时期内，由于朝廷没有过多的钳制汉文化，使得汉文化在一种极为宽松的环境下自由发展。而在书法上则是由于赵孟頫等人的提倡，引起了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的共鸣，共同认识到了北宋以来书法正统的缺失，遂自觉地打起了复古主义大旗，这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先觉，还不存在着理学的影响问题。到了元代中后期，在赵孟頫复古实践确立书法正统和朱子理学这种“道统”论的双重影响作用之下，元代书法理论家们也相应总结出了书法上的“书统”。《衍极》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述。

《衍极》一方面是受元代书法复古主义的影响而提出尚古、尊法的宗旨，另一方面其所论内容及形式则多受朱子理学的左右而述之，其中表现之一即是想通过模仿理学家的“道统”说来创建一个书法上的“书统”，目的即是“使来者知所取则，以至乎书道之妙”， [10] 最终以迎合元代书法复古思潮。其开篇既云：“至朴散而八卦兴，八卦兴而书契肇，书契肇而篆籀滋，飞天、八会已前，不可得而详也。皇颉以降凡五变矣。其人亡，其书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 [11] 这十三人即是仓颉、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张芝、钟繇、王羲之、李阳冰、张旭、颜真卿和蔡襄。在这些人中，程邈以前是初创文字或是在字体衍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在郑杓看来，“天地之数合于五，皇极之道中于五，四时之用成于五，六书之变极于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乱糟秋，隶如冬，八分、行草，岁之余闰也”。[12]刘有定在注中亦云：“《六经》者，圣人之语言也；古文者，圣人之面貌出也。”且“古文书犹古之礼乐也。礼乐不兴，则古书不复，其势然也。”[13]又云：“今观皇唐三代金石、彝器之文，超妙经伦，而后世名家曾不能得其仿佛者，诚以作成之道有所未至也。”[14]这种对古文字的高度崇拜，既和儒家“纪纲人伦，显明君父”的文字观相符，亦是元代书法“诸体兼通”重视篆隶古体的全面复古思想的表现。另外，《衍极》认为“孔子采摭旧作，缘饬篆文，天授其灵，创物垂则”[15]而将孔子列入“书统”之中，这又明显是受儒家“道统”论的影响。因为儒学的“道统”即以孔子为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上古三代圣人相传之道，因孔子而彰显并亘古长存，垂范后世，所以朱熹云：“此道更前绍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16]以此为标准，郑杓以为孔子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上承仓颉、史籀，下启程邈、李阳冰，刘有定在注中也把孔子“壁中书”和《比干盘铭》、《季札墓碣》等贯于孔子名下以自圆其说，生硬地与孔子在儒学的地位相称应。其后又把李阳冰之所以能够入此“书统”的原因解释为李氏 “见仲尼书，开阖变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遂极其妙”，而能“独蹈孔轨”，[17]勉强与儒学“道统”挂钩，显然与史实不符。（如图24）

蔡邕以下七人，皆是在书法领域中成就显著之人。姑且不论前贤钟繇、张芝、王羲之、张旭、颜真卿诸人，最能体现朱子理学对《衍极》“书统”观念影响的则是对宋人的选定。在郑氏所列“书统”当中，于宋代书家仅列蔡襄一人，云：“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独起，可谓间世豪杰之士也。”[18]这种论调实出自朱熹的言论，其云：“字被苏黄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又云：“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任它敧侧则甚？又他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懿为是，但自要任他放纵？……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型。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 [19] 朱熹依照理学家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的标准对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进行了抨击与批判，而只肯定了蔡襄一人，其标准只是因为蔡襄“字字有法度”、“有典型”，如正人君子而已。在程朱理学并未得以推广的元初，并未对北宋诸名家进行过多的批判，如郝经、赵孟頫等在论书中还时常褒赞苏、黄、米等人。而《衍极》立场非常明确地继承了朱氏论点，直接将宋代创新书法进行彻底地否定，“奔驰崩溃”的无非是宋人尚意书风。褒蔡襄的目的也即是贬苏、黄、米诸家，并且大张旗鼓的在加在蔡襄头上“毅然独起”、“豪杰之士”的桂冠，从而表现出反对尚意另类书风维护“书统”正宗体系，可见元代书法理论受朱子理学的影响之深。

综观有元一代，无论是复古主义思潮的引导，还是朱子理学的影响，为使书法一改南宋衰落之势，在实践与理论上创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书统”，恢复了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书法传统，同时对后世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明代项穆《书法雅言》中专列“书统”一条，即是受此影响所致，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