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涛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昨日《华商报》）
    不仅在山东新泰，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孙法武”现象，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机关滥用权力，无视人权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精神病人的认定上，严重缺乏正当程序，导致正常人被当作精神病人随意关押，人权遭到侵犯。
    当前，有关精神病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于真正需要治疗的精神病人，特别是那些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刑法》虽然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在实际生活中，无钱或者不负责任的家属、监护人往往是放任精神病人；政府部门由于经费等原因，往往也疏于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与强制医疗。所以，每当一些重大案件发生，律师提出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时，司法机关感到特别为难，民众的心情也很复杂，不做鉴定就是违反法律，但真正做了鉴定，判决无罪无异于放虎归山。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并没有患精神病的人，例如上访者，由于缺乏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程序的认定，有时不但被随意送进精神病院，而且还没有正式的申诉程序。
    在国外，对于精神病人的认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由法官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认定。例如，在美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都是由法官来裁决，主要采取刑事交托监管、民事交托监管，通过刑事审判程序交付精神病院或者精神康复中心监禁；民事交托监管则是根据某人患有精神病并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判定，由国家对其采取强制拘留或者其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
    通过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并且作出相关强制医疗的决定，具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过中立、公开的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可以避免那些没有患精神病的人被无辜送往精神病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真正危害了社会或者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患者，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管的责任，避免其危害社会。
    因此，在我们国家，亟待建立精神病人认定的司法程序，所有已触犯法律或者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人，都应当由法院通过公开的庭审程序加以认定，而不能由政府机关甚至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自行认定；而所有被认定患有精神病并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患者，都应当送往政府指定的场所强制医疗；经过治疗，已经对社会不具有潜在危害后或者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迫害、不是精神病的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进行听证后，裁决是否可以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