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专栏

　　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处理罢运的担忧，还是专家学者对罢运的剖析反思，都陷于一个尴尬中——— 不能甩掉把罢工看得太敏感的“思想包袱”。

　　步重庆出租罢运的后尘，海南三亚和甘肃永登“的哥”也相继撂挑子不干了。原因大同小异，都与市场垄断、承包金过高、黑车横行大有关联。而最近围
绕罢运这只麻雀的剖析，看起来，似乎也是从内脏到羽毛，关关节节都没放过。

    到现在为止，事情也不能说是完全妥善地解决好了。从表面看，三亚出租车也只是部分恢复运营；往深层次里讲，现在地方政府的解决方案，也只是停留在外部运营对 “的哥”进行局部让利层面，出租车特许经营体制积弊尚未完成纠偏。而且，囿于客观现实，对相关制度的彻改本身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

    在这样的情势下，恐怕谁也不能保证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而且，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许多企业出现减薪裁员现象，劳资博弈将更加复杂，同样很可能发生工人抱团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抗议的事件。12日还有消息说，国内29家航空公司共拖欠42亿元机场费，机场、航空公司的矛盾升级，很可能还会发生“东航罢飞”这样的事件。这意味着，今后各地政府是否都能够拿出最大的宽容、智慧与理性，来进行突发事件危机公关，将成为一道道考题。

    事实上，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在解决罢运问题上的 “姿态”值得商榷。诚然，我们也看到，温和、理性、克制、容忍，是重庆、三亚等地政府对待罢运最主要的选择，令人欣慰。但是，许多专家学者也对打击“不法分子”、“黑恶势力”这些行为进行了善意的提醒——— 对“黑恶势力”定性，太需要审慎了。而且，罢运、罢飞这样的事件社会影响较大，一些地方官员很可能感觉有碍政府形象观感，因此影响了决策理性，比如，在相关信息公开上，不能及时满足公众知情权。

    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处理罢运的担忧，还是专家学者对罢运的剖析反思，都陷于一个尴尬中——— 对“罢工”不能真正“脱敏”。上半年，深圳发生两起罢工事件，政府发布消息时，用的只是“打卡不干活”、“停工”的模糊语言，来回避罢工的性质。对此，深圳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就曾强调：“不要把罢工问题看得太敏感，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应当甩掉把罢工看得太敏感这个思想包袱”，他甚至还把罢工轻松地比喻成“夫妻打架”。可是，不论是“东航罢飞”，还是“重庆罢运”，涉事地方政府都对“罢工”两个字要么绝口不提，要么遮遮掩掩，要么欲说还休。

    尽管最近对罢运事件的分析，也有许多专家就直接吁请中国不要再规避罢工权利，希望从法律层面对罢工问题进行明确界定，但是，这种来自学界与舆论对罢工问题的逐渐“脱敏”，却没有得到官方的相关呼应。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码前提，就是客观正视问题的存在。既然事实已经进入某个阶段，那么，也只有把问题理性地纳入到相关的程序正义中，才可以从制度层面，针对出租罢运这样的罢工问题，来构建起一个介于政府、资方、劳方三者之间的良好的谈判机制。那样的话，才会让政府与公众，都不至于产生太多不必要的担忧。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对于出租罢运事件的反思，即便是诉求于一些制度层面的解决，也还是感觉力不从心的原因。试想，如果罢工问题不能彻底“脱敏”，来作为制度前提进行确立，那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岂不轻易就会掉入了“钱穆制度陷阱”———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所以，对罢运、罢飞事件最有效的反思，也就是真正切入罢工这个“事件性质”，才能构建起由控制各方利益平衡的力量支撑起的制度框架。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