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九器

　　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向辖区煤老板“索捐”事发后，一切进入正常的查处程序，该退钱的退钱，该调查的调查，该问责的问责，该总结的总结。

    “赞助费”事件注定因公权规则的破坏和宪政理念的逾越，必将受到严肃的查处。因为无论有何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无论有何等艰难困苦的处境，现代社会下的公权总有一些公共底线不容逾越：政府权力属于人民，完全代表全体公民利益，其财政逻辑必须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由人民来为人民去。“赞助费”的实质恰恰破坏了这一财政逻辑，打破了国家法定拨款的规定，按照自身的需求、依靠公共权力在治下私自为自己“补血抽血”。作为支持公权运行的“财政血液”一旦“根不红”，难免让公众产生“苗不正”之疑，拿着极少数人的“私家捐助”，谁能相信当事公安机关依然公正执法、刚正不阿？

    历史上，那种号召地方豪绅富商捐钱捐物保一方平安，一为“没有公权民权只有皇权官权”思维下的产物，二为农耕经济乡土社会基础的产物，自然可以一呼百应、屡见不鲜，但那种建立在“权力附庸化、私人化、畸形化”之上的“捐助”，注定只能让政府为少数人服务，而不会为广大黎民百姓做主。时过境迁，在“一切权力源自人民”、“一切权力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受人民监督”等理念支撑的现代社会，政府机关的行为举动必须和权力的“公共性”匹配，这种匹配包括执法的公正，也包括经费获取渠道的公正。这是政府立身之本，如果公权机关可以因为经费不足而向企业、富商伸手，这种行为一旦成为“潜规则”，那么所谓的公权必将浸染“私权”的色彩，长此以往，“人民公安”可能既没有“人民”，也没有“公安”了。

    与那种“公开索捐”琴瑟相和的是“公开捐助”。在那场“公开索捐、捐助”的荒诞不经中，值得注意的是富裕起来、拥有相当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行业组织——— 神木县煤焦协会。从已有的信息已经看到，“煤焦协会”作为地方煤老板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呼之欲出。随着社会发展，不同利益群体应当有自己的“代言人”，代言人的社会机制其实也是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的一种体现，它能够弥补政府很多力不能及功能，在一个健康法治的平台上博弈，从而纾缓社会矛盾、润滑社会摩擦。可是，紧要的问题是，这种“代言人”现象出现“马太效应”——— 当很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尚未建立时，一些强势群体的“代言人”却分外强大，以“神木县赞助费”事件为例，当地“煤焦协会”已经强大到可以公开为公权机关的经费穿针引线，甚至以掮客角色让煤老板和公权机关进行一次“公开交易”。这难道不可怕不震惊吗？

    这边是抛却“潜规则”公开索捐，那边是排着队的公开捐助，他们何来如此违背公共规则、公共常识的胆量？

    这又让人想起那些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这场匪夷所思的闹剧之后，必须追问：我们的监督在哪里？究竟谁在有效监督当地公安机关的这种胆大包天的“公开索捐”？如何监督强势群体的“代言人”？……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足够强大的制约力量，权力即使不腐败，也会逐步滑向越轨、越位，直至滥用，而类似的荒诞何以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