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霍州市霍宝干河煤矿死了一人，大量真假记者蜂拥而来领取少则数千元多 则数万元的“封口费”，被《中国青年报》曝 光，引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注，该署已派 出一名副司长带队赴山西调查。

    很多媒体把焦点集中在记者拿“封口 费”或者假记者上面，视之为无冕之王堕落 的象征，
我却认为，以历史的眼光看，“封口 费”的出现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某种表征。一 样米养百样人，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渺小，从 来都不能以职业做划分。对于记者、对于新 闻行业，亦当作如是观。

中国的“新闻红包”，迄今至少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过程，先是“有偿新闻”阶段，就 是花钱买版面阶段。这个阶段，对于新闻记 者编辑一方来说，资源其实相当有限，因为

版面毕竟有限，而且还要层层分赃，主管部门监管起来也比较简单和容易，白纸黑字在 那边，证据确凿呢！对于企业尤其是对营销 节奏掌握要求较严格、品牌公关能力比较强 的企业来说，同样花钱，遮遮掩掩的有偿新闻效果也未必一定比光明正大的营销广告来得好。

    慢慢地，有偿新闻日渐式微，“有偿不新 闻”粉墨登场并且渐成气候。2002年6月22 日，山西繁峙县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数十位 矿工遇难，县委书记亲自上宾馆向记者送“封口费”。包括几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位记者被《中国青年报》曝光，震动天下。今天，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挤满了一屋子，《中国青年报》记者偷拍回的不完全签字名单就有四页纸，其中许多“媒体”的名字闻所未闻。

    是社会、记者和媒体更堕落了还是更进步了？我说是更“进步”了。一来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意味着内地媒体的生态和新闻观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宣传”为主到“舆论监督”为主的实质性跨越；二是我敢肯定领“封口费”的大部分不是真记者而是假记者，是假记者在利用某些真记者的堕落。第三是有偿新闻只要选定目标攻下几个人就能够攻下一张报纸或几个版面，以攻为守；有偿不新闻则是被动应付不知来路的各方神圣，稍有一个小小漏洞就有可能导致信息管涌前功尽弃，所以哪怕对假记者也不敢核实其真伪一律来者不拒。不就是给钱不办事吗，这样的活谁不能干？所以假记者一定会有很多的。有关机构要想掩盖负面新闻，物质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有偿新闻大得多。四是不论对于真记者、假记者还是想掩盖负面新闻的机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败露风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情况屡屡出现。真记者被曝光，饭碗被砸是铁定的；假记者被曝光或者被相应机构举报，则有可能面临敲诈勒索的刑事指控；欲花钱消灾的机构被曝光，则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从“封口费”事件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在现代社会，信息即权力。这个权力不仅仅属于记者，也属于我们每个人。《中国青年报》此次曝光“封口费”事件，也是缘于读者举报。这也是读者在善用他的信息权力。“信息即权力”，不仅今天如此，过去也是如此。那些及时向媒体披露、举报或者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披露社会负面信息的人，则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良，进而间接有利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