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专栏

　这次中国乳制品行业的丑闻大曝光，目前，政府已重拳进行整顿。但在我看来，这些并不能解决乳制品安全的根本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或是媒体都并未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中国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企业的逐利需求之间的矛盾。查出三聚氰胺含量比较高的奶粉，大多数是价格比较便宜的低端系列。而
受之伤害最重非常敏感，经济条件使其只能挑选最廉价的乳制品。最简单的解释是，在这些十几块钱一袋的奶粉中，如果严格按照质量标准来做，企业无利可图，所以才有一些无良“企业家”听之任之放纵毒奶粉。有人会困惑，假如要以次充好，奶粉里兑些淀粉也行啊，至少也用不着干兑三聚氰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问题在于国家标准规定了奶粉的蛋白质含量，只有兑三聚氰胺才能满足检测的蛋白质标准。这段时间，政府的严厉打击一定会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问题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只要大量中低收长期市场需求。企业的逐利需求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大头奶粉到肾结石奶粉，同是乳品行业的两个大规模安全事件时隔仅四年，问题的发生如出一辙，我认为长期来看，这不可能靠政府的监管来解决。婴幼儿奶粉是有需求刚性的产业，穷人家的孩子也还是得喝奶。让每一个孩子，不论家庭贫富都能喝到基本质量的牛奶，这应该被视为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简单的出路，在于由中国政府承担起基本保障的职责。具体做法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公开透明招标，定购保证基本质量标准情况下，价格最低廉的奶粉。然后以听证会和媒体参与等方式带动全社会讨论，制定出一个相对科学的标准。比如我建议一个粗略的标准，夫妻合计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家庭，给孩子在3岁以前免费发放奶粉；1800元以下的家庭，参考我国已经实行的教育券的形式，以奶粉券的形式，按月给予一定奶粉补贴（在欧美日韩和印度、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向低收入家庭发放食品券的成熟经验）。

    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一，保障乳制品质量，分散孤立的消费者是弱势的，他们和企业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以国家力量进行采购，可以有效地从源头上进行质量把关。二，扶植国内乳品企业渡过难关。通过政府招标采购的形式，既可以从客观上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恢复生产，重建信心，也帮助那些奶农减少损失。三，保障中国的孩子，哪怕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最基本的营养和健康需要，他们的健康关乎这个国家的未来和竞争力。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有在公共福利中考虑贫困家庭孩子奶粉需求的基本保障。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中国人移民到国外，比如德国或者比利时之类，只要生了孩子，不仅奶粉，连尿不湿甚至玩具都有，还发现金补贴，以至于有的移民家庭压根不找工作，就靠生孩子养活。那些过头的社会福利也遭到他们国民的质疑，而我们只要做到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保障就可以了。

    初步估算，假如中国这样的孩子有1000万，每个孩子一年的奶粉费用算作500元，一年需要50亿元的花费，就可以做到对这个最容易被伤害的中国小公民群体的基本保障，对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却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纳税人所能要求政府做的最基本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