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董玉飞是北川灾后首例轻生的政府官员，坊间揣测其因在地震中痛失爱子和众多亲人难以自拔，悲伤过度自杀。也有人推测其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

    一些同事回忆说，董玉飞很幽默，以前经常爱讲笑话，但大地震后，这些都改变了。据说，董

    但不论什么原因，一个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首先是一种心理健康问题。对于灾区群众来说，地震带给他们心灵上的创伤，要远远大于地震对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的影响。灾区经济损失，可以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及国家丰裕的公共财力等迅速重建；但灾区群众的心理创伤，却无法一蹴而就。更在于这种心理创伤潜伏在灾区群众心中最柔软之处，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生命是人最宝贵的“1”，而家园、财富等都是“1”后面的“0”，如果没有“1”，后面“0”都失去了意义。灾区的秩序重建，是在恢复“1”后面的无数个“0”；灾区群众的“心理重建”，则是恢复和保证无数“0”之前的“1”。

    汶川大地震带给灾区群众的巨大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家园重建”及时得到解决，但灾区群众的“心理重建”如何解决，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的悲剧告诉我们：一、在地震发生五个月之后，地震带给灾区群众的心理创伤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二、相比灾区群众“家园重建”，灾区群众的“心理重建”才是一个大工程。（相关报道见A24版） 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