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明华
　　8月4日，北京一家饲料集团公司新招聘的200多名大学生聚会时，公司领导让这些大学生集体拼酒，最终有15名喝倒住院，其中1人身亡。（8月7日《京华时报》）
    有人说，这名刚刚洗去十年寒窗苦读的劳顿与风尘的男孩，是死在“酒文化”的这口“毒缸”里。笔者当然部分赞同这一观点，因为“酒文化”里，包含了太多非科学、非健康、非法制的没落习俗。同时，“酒烈士”频现的根源不仅是“酒文化”，更是权力与资本的习惯性傲慢所带来的职业性歧视。
    不管是河南新县人口计生委主任郭世忠因应酬饮酒过度死亡，后被追记个人三等功，还是广东阳东县政府公开到重庆招聘能喝白酒一斤、体态婀娜、能歌善舞的未婚女，这些社会现象反映出的不单是一个“拼酒、贪杯、好玩”那么简单的事。我们从一个个酒桌边纷纷倒下的 “酒烈士”身旁望去，看到分明是权力与资本的巨大压制下，公民在谋生道路上的艰难与无助。
    这让我想起美国花旗银行集团今年发生的一起赔款案。花旗集团向下属公司2500名在职与离职女性经纪人赔偿3300万美元，因为原告控告巴尼公司阻止女性经纪人获得平等晋升、提薪机会等，据悉，花旗和原告还约定，采取多元化监督方式，聘请专家监督花旗的相关劳动就业公平改革措施的实行。
    显然，美国的法制理念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劳动公平权益的主张和强调，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这种“苛刻”表面上看起来对单个的权势者与资本拥有方有点挥剑过重之嫌，甚至暂时或局部影响企业的发展，但是，对整个社会公平体系的构建和众多公民工作生活来说，却是一种让人羡慕的制度性设置。如果我们的权力与资本占有一方，有这种让企业时时忌惮的“制度性惩戒”硬软势力的存在，那么，这些颇好“打酒战”的老板，是不敢将数百名刚迈出校门的男女大学生推上酒桌上去P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