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北大法学院3位教授，收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和市交通委对 《公开首都机场高速路收费信息的申请》的答复。答复中，只明确表述了机场高速的投资总额及4年来的通行费收入，未对教授们提出的“贷款总额和收费资金去向”这一核心问题给予直接答复。（6月25日《京华时报》）

真是大长见识，这份“答复”可谓是典型的“太极公文”：想知道的“不公开”，已经知道的再公开，如此典型的避重就轻的“选择性公开”的手法，堪称“范本”。只是，这样看似高明的“答复”，三位教授不满意，公众更不满意，不知道进一步追问下去，挤出的是牙膏，还是脓血？

一些单位把“选择性公开”玩得很有心得，此前，“打虎律师”郝劲松起诉国家林业局亦属此列。由此，信息的选择性公开，不仅是一种“选择”，更可能是一种趋势，这是对“信息公开条例”能否落实形成了非常现实的挑战。

为什么会“选择性公开”？其根本动因在于一些信息的公开，会引起进一步的追问，势必会牵动更多、甚至会被“拔起萝卜带起泥”。于是乎，选择对己有利信息来应付公众，同时“掩护”更核心的不想、不愿甚至也不敢公开的“信息”，这就成为一些部门的必然“选择”了。

公众的知情权必须予以满足，这是今年5月份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主要诉求点，也是包括三位教授在内的所有公民的“苦苦追问”的出发点。越是不愿示人的信息，越要追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知情权得到满足，才能真正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否则，结果只能是让选择性公开的信息，架空了“信息公开条例”，也变相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这还不行，还必须“全面公开是原则，选择性公开是例外”。 肖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