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亮

　　南京市政府为加强市容管理，与13区(县)签订了责任状。与责任状紧密相连的是，各区(县)要为此上交100万保证金，另外区(县)长和主管副区(县)长还要从个人腰包里各掏1万元上交，根据考核结果实行奖惩。（3月30日《现代快报》）

　　应该说，南京市政府此举出发点是不容置疑的，对实际工作想必

　　首先，责任状的“责任”从何而来？既然市容管理属于各级政府职责范围内的，签不签责任状，各级都应履职尽责，再签“责任状”实属多此一举。难道上级与下级签了责任状，上级该负的责任就不负了？这就好比做父母的对子女应尽抚养责任，而无须再签什么抚养责任状。

　　其次，这种与个人腰包挂钩的责任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责任就等于罚款。如果责任状真有效，何必再需保证金作保？保证金又从何而来？除了对相关责任人的罚款外，还有对各区(县)的罚款，这个罚款肯定从当地财政支出，也就是由当地纳税人来承担，这种“公对公”的罚款又有多大意义？

　　再者，政府依法行政，不应仅仅是对管理公共事务时的要求，同时也是内部管理运行所遵循的法则。而对相关领导的追究是只见罚款，未见其他责任，是不是“以罚代责”“以罚代管”呢？这个罚款是否合法也令人生疑。

　　现今，为完成某项既定目标或重大工程任务，有些政府和领导热衷于采取这种与下级签订“责任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源于“军令状”的“责任状”，来得直接，见效快。双方一旦签订了这种“责任状”，上级便以此为名使其工作有了落实的载体或记录，以高指标压下级而获得所谓的政绩；下级便以此为工作目标并进一步细化再向下又加码，到了限定时间都能以各种措施和数据超额完成责任目标。

　　这种看似双方责权利及奖惩相统一的责任状，好像实现了问责与问效，但其背后体现的更多的是“长官意志”、“懒政思维”。上级签订了责任状，只需拿着它“坐享其成”；而下级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和履行。这种做法非但无益于建设责任型政府，反而有损政府形象，容易带来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

　　就南京来说，在这种严厉的考核之下，广大官员迫于行政责任与个人经济责任的双重压力，必然以雷霆手段强力清理大街小巷市容的主要“污染者”——— 游商小贩，或以种种手段遮盖市容存在问题的地方。无论是强力清理，还是想法遮盖，都必然引起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从而影响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被赋予了相应的职能和责任，就应该依法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这样显然没有必要再签订什么“责任状”。只有让这种带有人治色彩的“责任状”早些退出政府舞台，才能加快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