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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公布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有许多亮点,譬如市民反映问题更直接了,监督领导干部更容易了等等。但认为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就此与阳光政务画上等号,笔者以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政务信息的一项内容,还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将领导干部
正像政协委员周海莲所说,电话号码的公布只是政府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只能说明老百姓有地方找人了,但找到人后怎么办,政府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就此事而言,政府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其实还有很多,譬如怎样解决骚扰电话的问题,公布出来的联系电话是否真的能做到随打随通,责任到人?显然,把这些繁琐的“具体措施”做好做到位,远比公布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困难。
在地方政府执政观念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主动公布政务信息还没有被当作执政常识来尊重的大环境下,我更愿意以一种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此次昆明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昆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举措最大的意义在于,主动为自己横了一条执政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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