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诗成

　　2月15日，南京市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瘫倒在人行道上，嘴吐白沫，20分钟内，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小心地“绕弯儿”走过，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搀扶。热心市民魏女士犹豫再三之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老人摔倒不关我的事”，才敢打电话报警。（2月16日《现代快报》）

　　潘多拉魔盒

真的被打开了——— 从南京小伙彭宇扶起老太太，依“社会常理推断”反被判决赔偿四万多元；到扬州小伙扶起摔倒的老太太，朋友一句提醒随即撒手，导致老人二次摔倒骨折；再到今天“扶老太太先要找一堆证人”——— 悄然之间，“扶起老太太”俨然成了当下一项最具风险的“高危动作”。

　　遇到有人倒地该不该扶？在一个自称“礼仪之邦”并曾举国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国度里，讨论本身已经够丢人的了；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不该”的选项下画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扭曲、汗颜了，说它很可能演化成一场可怕的社会危机，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我们必须从拯救社会爱心的高度，来审视这个正在被大家“心安理得”接受的价值怪胎。

　　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转，总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来支撑，是非不分、好坏不辨、善恶混淆的流毒一旦荡漾开来，损害的将是整个社会的运行肌理。人生病了要打针吃药，社会肌理出现病态也需要打针吃药——— 如果说当初南京那个 “葫芦判决”做出之后，有人高呼“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只是一种忧虑的话，那么接连上演的事实已经让口头忧虑一语成谶——— 狼真的来了！此时此刻，有关公权部门已然无权无动于衷，公众有足够理由要求他们“明确地做点什么”。

　　你能说中国人本质变坏了吗？显然不能。彭宇能去扶人，扬州的小伙子有“先扶起后撒手”的动作，热心魏女士“不嫌麻烦”找到七八个证人也要报警……谁能说此时此刻，他们身上没有闪烁出朴素的道德之光？遗憾的是，朴素的道德之光在现实的利害掂量面前有些黯然失色，所以才有了“第二次摔倒”，才有了拨打110报警还要先找好足够证人，以免“事后说不清楚”。行事谨慎没有错，但谨慎到这么个程度，恐怕已让人哭笑不得了。

　　俗话说，邪不压正，但现在这些过头的 “谨慎”，已经有正压不住邪的迹象了——— 风气不正，善良、正义、助人这些本来很有力量的东西就会异常脆弱。因此，无论多难，我们都必须寻找重建道德风尚的力量。按理说，最该为这股正气赋予力量的正是各个层面的公权力，但现实却是，很多公权部门对自己在社会风气方面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似乎并不清楚，更有甚者，由于自身的“不检点”反倒起着煽风点火拉倒车的作用，加剧着“病来如山倒”的效应。

　　培根讲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很多舆论认为，正是南京那个沸沸扬扬的“彭宇案”，成为此后大家在“扶人”问题上道德决堤的滥觞。其实，如果处理得当，彭宇案本不该派生出如此多的 “道德衍生品”——— 如果法院的事实认定能予以维持，此案就牵扯不到道德上的“助人为乐”；如果事实不能维持，那就说明案件审理中的一些规则有问题，或者与司法腐败有关系，也不是道德问题。遗憾的是，就是这么个已经派生出太多恶果的“恶根”，是否被厘清？事实证据何在？迟迟没有正面回应，有说“私下和解了，赔偿金减到1万”，也有说如此判案盖因老太太的儿子是个不寻常的警察———反正是虎头蛇尾，甚至有头无尾。这样的现状自然让公众对“做好事的成本”摸不着头脚，对“代价”心有余悸，让大家毫不犹豫伸手就扶，谈何容易？

　　家家都有老人，谁忍心自家的老人成为道德滑坡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后面，有网民留下一条发人深省的忧虑：看了那么多帖子，我突然间很害怕，我爸爸腿脚不好，年事又高了，如果他在外面有个什么闪失，如果别人都是被彭宇案给吓怕了，没有人伸手，可怜的爸爸，他该怎么办啊？

　　谁来回应一个公民的善良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