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各省市人大目前正纷纷进入新的换届，有一些新迹象颇耐人寻味。比如，在即将来临的春天，农民工们的声音，将在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渐渐响亮起来了。上海、浙江、江苏、辽宁、青海、河南……越来越多的地方，“农民工”与备受尊崇的“人大代表”身份，终于紧密地相互融合。（1月14日《人民日报

　　农民工在城市所面临的就业、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公正待遇，说到底是其政治权益没有实现的结果。由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平台，他们在经济、文化、健康等方面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

　　农民工不仅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话语权，而且也没有参与自己权利相关的社会事务发言权，没有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我国是属地管理的体制，居民只有在个人与户籍相吻合时才能拥有各种合法权利，而农民工进城后，他们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基本上都被留滞、遗忘在乡村了。

　　而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籍，与户籍捆绑的城市社会事务管理的各种政治权利农民工也就不能享有。所以，农民工在城市政治生活中不能参政议政，没有选举权，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这就使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既没有利益代言人，也没有直接、有效的表达渠道。但随着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他们权利诉求也越来越明显。

　　比如，2007年8月7日 《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100余名低收入外来工联名向多家媒体寄出求助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信中表示深圳制定最低工资的时候应该有个听证会，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他们称“如果工资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话，我们这些打工者每月仅靠几百块怎么生活？”显然，这是农民工希望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信号。

　　但是，应当看到，农民工对自己权益的维护，仅靠上书媒体，并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市人大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代表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就是广大农民工参与政治、维护权益的一个桥梁，人大为他们构建这个声音平台有利于保障这一群体的利益。

　　人大是权力机关，是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最有效的制度平台。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通过人大这种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参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代表所属群体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利于切实维护这一群体的利益，从而改变农民工政治权利难以实现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