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贵峰

　　据近日《楚天日报》和《新快报》报道：自11月9日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公布并征求意见以来，媒体上各种围绕这一调整方案的各种争议，可谓连绵不绝、蔚为大观。梳理这些争议，归结到一点，可以说就是：“赞成增加三个传统假日，反对取消五一黄金周”。

　　对此，有评论指出，这“反映

　　如果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分析探讨，不难发现，所谓“权利的焦虑”，暴露的实际上是当前我们在休息权利实现方式上的某种困境状态。具体来说，这种困境就是：单一片面的“集中”式权利实现方式，与具体丰富、全面多样的“分散”的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不协调。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基本公民权利的休息权，与其他许多权利一样，其主要实现方式，本该是常态性的——— 即一种分散、日常、普遍的方式，比如周末休假制度、带薪休假制度等。当前的现实状态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日常的周末休假制度（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工作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一般企业那里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或者大打折扣、或者干脆没有；而另一方面，带薪休假制度虽然国家早有规定，但长期以来一直是“纸上的权利”。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全民大集中”的黄金周休假制度，实际上被迫承担起实现广大劳动者休息权的重任。所以，虽然实践已经证明：黄金周其实早已不堪这种重任，但公众却一面对之抱怨不已，而一面又恋恋不舍。

　　因此，笔者以为，对于眼下热闹的“节假日调整”之争，我们反思的重点不应只是简单的黄金周存废利弊，而是权利的实现方式，反思现行过于集中的休息权实现路径，通过更严密、细致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公民休息权利方式的分散化、常态化，及其应有的充裕性和灵活性。

　　其实，如果我们能站在更广泛的权利视野下考察，又会发现，权利实现方式过于集中，而不能做到常态普遍化，实际上远不止休息权这一项，而是当前许多重要公民权利的一个普遍性症候。比如，同样属于劳动权一部分的及时取得报酬的权利、协商工资的权利，就同样如此——— 诸如“工资拖欠”“工资过低”这类问题，往往无法通过日常化的机制得到解决，非得依赖 “集中整治、清理”等方式进行。

　　再如，公民在许多公共事务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常常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类似情形。以近年来人们非常关心的“财政预算执行”、“环保”问题为例，往往是到了集中式的 “审计风暴”、“环保风暴”出现的时候，公众的知情、监督权，才十分有限地显现出来。

　　“权利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显然，这里的“看得见”，无论就程序性权利，还是实体性权利而言，都不能只是那种仓促、临时地以集中方式“看得见”，而是常态、主动、制度化的 “看得见”。如果说节假日调整方案之争，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更深刻的价值启示，我想，恐怕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