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贵峰

　　“违法排污必须在媒体上公开忏悔”。据悉，深圳环保部门今年推出一些新规来遏制企业违法排污，仅今年1至9月，就有14家企业在媒体公开忏悔。当地有关官员表示，“把环境行为和企业声誉、企业形象结合起来，将让企业在违法时必须考虑成本付出”。（10月31日《新快报》）

　　笔者十分理解

　　关于道德，我国当代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必须将两种道德严格地区分开来——— 一种是社会性道德，一种是宗教性道德（即一般理解的道德）。前者关乎“对错”，与法律、政治、公共秩序相联系；而后者关乎“善恶”，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联结。换言之，社会性道德主要是一种公共道德，针对的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和强制性，而宗教性道德则主要是一种个人私德，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选择性。

　　企业“违法排污”显然是一个社会治理秩序范畴内的公德问题，应该交由公共政策和法律来调整规范，如“银行停止贷款”。在这之外，政府的管理之手若强求其必须“公开忏悔”，无疑又越界、犯戒了，暴露出一种基于褊狭权力优越感的道德自负。

　　不能不说这种道德自负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传统中具有深厚的基础——— 一方面，任何社会问题，无论公德私德之界限，往往都往个人道德身上扯，并牵强附会地将之视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而另一方面，在这种道德浪漫主义的治理思路中，占据道德高位、拥有最高道德裁决权的又只能是政府，政府不仅是行政的权威，同时也是道德的权威。

　　然而，道德以及对其管制的泛滥，却并没带来道德境界和水平的相应提升；相反，正是在道德不断被过分干涉、强求、透支和管制下，社会的道德自治能力变得极为缺乏、稀薄，信任危机、伪善充斥，也成为普遍性的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