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诗成

　　世上只有两种人：会开车的和不会开车的。“会”开车的人当中又包括了两类：一类是技术娴熟却没有驾照的，为了拿到照不得不多掏上几千块从驾校那儿“走个过场”，虽满肚子委屈却无处可诉；还有一类人是交了钱，有了培训记录也拿到了驾照，却咋也不敢上路，对面来辆车，马上就会两股战战，手足无

　　不管是会了格外掏钱的，还是掏钱了格外不会的，满肚子不满，却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10月25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一个深圳“刁民”的战斗故事——— 这个名为樵凌的人在部队服役时掌握了娴熟的驾驶技术，但以个人身份报名考驾照时被拒绝，于是把深圳市车管所告上法庭。在法院做出“此案延期判决”的意见之后，禁不住樵凌的软磨硬泡与媒体报道，深圳市车管所“特批”了樵凌报名，在交了120元报名费之后，樵凌轻松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照。

　　结果不错，却注定是“一个人的经典”——— 在其他人以“个人身份”再来报名的时候，仍然得不到通过，理由是“《驾校培训记录》必不可少”。虽然公安部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明确规定，只要身份证、户口本以及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等材料就可以报考驾照，虽然广东省也取消了 “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的增设条款，但业内人士还是给受到“刁民”鼓舞的人兜头一盆冷水：“樵凌是个特例，很难推广”。至于原因，则是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背后巨大的利益纠葛。

　　利益纠葛可以对抗法律？你还别不信，在“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泛滥的当下，这股“反潮流”的力量完全可以主导一个领域的“规则”！老早前，就有业内人士现身说法：大批社会化经营的驾校要么由交通部门间接开办，要么与他们紧密联系，驾校考试名额的多少，更是取决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话不能全信，却不能全都不信。不然，教我等如何理解一些地方性法规在取消《驾校培训记录》之后，竟然能够公然地“取消取消”？又如何理解公然不合理的做法为什么可以公然“合理”地活了多年？

　　强调《驾校培训记录》的人有个似是而非的借口：避免“二把刀”上路。问题是什么是衡量“二把刀”的标准？既然驾驶员考试标准是国家制定的，作为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开车上路的标准，如果能通过考试，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吗？考试都“卡”不住，培训能卡住？依我看，恰恰相反！正是驾校不正规的“搅和”，才容易让更多的“二把刀”掏钱“买”到驾照之后，堂而皇之地上路充当“马路杀手”。

　　一个进步的社会，“捆绑式”的强制必然是要渐趋减少的。没有人否认驾校存在的价值，的确有人需要专门的驾校，需要有专门的场所来练车，但这不能成为强制每年数百万人上驾校、创造数亿元考试经济的借口。就像上大学允许自考那样，给公民更多的选择自由，这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只有让人付出高额成本才能拿到驾照，就难逃“利益自肥”的指责。

　　一项明显不合理的做法竟然能够大行其道，显然是对行政权力的莫大讽刺。一个“刁民”的战斗只能给自己撞开一个若隐若现的小口子，有关部门不能再“睁只眼闭只眼”，彻底撞散“驾照捆绑驾校”的利益链条，通过重新洗牌降低取得驾照的社会成本，是落实相关法规的题中之意——— 光有条款规定的正义是远远不够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