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2007年中秋晚会曲终人散，热闹了多天的承德避暑山庄已归于平静。当记者再次来到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烟盒、月饼渣、水果皮、废报纸……观众席上散落着各种垃圾，据说能装满满一集装箱；演职人员临时休息的烟雨楼内，地面上、路两旁，一次性饭盒随意丢弃。（9月27日《燕赵都市报》）

　

　咋恁眼熟呀？世乒赛场上，中国观众在贵宾席上留下的果皮瓶罐；香港迪士尼园内，内地游客的脱鞋、吸烟；黄金周后，天安门广场那10吨垃圾……前仆后继，何其相似！

　　每当这个时候，另一幕总会被我们提起：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数万人观看了闭幕式，散场后，地上没有留下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美联社记者评论说：这样的民族真是太可怕了！数万人不留下一张纸屑的民族是“可怕”的，数亿人长期乱扔乱吐难道不可怕吗？

　　“注意素质！”电影《疯狂的石头》给我们留下了这句经典的台词，问题是，怎样才能真的“注意”？靠舆论谴责？谴责有用，却也有限，要不然也不会数年“谴”而不绝。更重要的是，谴责别人与自己怎么做是两码事：我们可以通过高声谴责，从低素质队伍中除却自己，却并不影响下一次自己的随性———“中国人就这样子”，反倒会成为说服自己的理由。

　　一个礼仪之邦，为何连基本礼仪都成了问题？如果说是天生如此，打死也没人会服气。文明举止，宁有种乎？我们更愿意相信：西方人不喧哗、不乱扔的“高素质”，并不是天然就比国人“道德高深”，更多情况下是外在的对于法律的敬畏与内在的教育教化的共同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后天的教育没有及时跟上，相关的法律没有发挥力量。

　　在国人眼里，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都属“小节”，不值得“上纲上线”到法律高度。其实，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正是有了法律的调解，才有了道德层面的“高素质”。比如，在瑞士，所有被抓到乱扔垃圾的人，都将被处罚款；在新加坡，不仅随地吐痰会被高额罚款，如果破坏公物，还可能会被施以鞭刑；在我国的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法律，虽不常用，但一旦“倒霉”被抓到了，便要付出高额代价。自律诚可贵，他律价更高，正是这些代价很大的 “规矩”有效地呵护了文明举止的形成。国内前些年一些地区也有过街头吐痰会遭罚款的规定，但这些不健全的条文遇到检查时就突击抓几天，应付检查之后就抛到脑后，根本谈不上什么“形成常态的压力”。

　　在很多国家，基本礼仪素养都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相对而言，这些“小节”总也入不得我们中小学教育的法眼，我们是先教宏大理想，然后才教为人素养——— 到大学才开道德修养课程。在心灵最容易涂画的时候我们没能及时涂画，当不良习惯养成后试图改变，自然就困难得多了。

　　几乎每一次“难堪”都会令国人颜面无光，但用不了几天，一切又将归于常态：我们在谴责声中，接受着“国人素质不高”的现实。打破“谴责——— 复发”的怪圈，个人需要自我拷问，有关部门更需要在法律、教育等方面“起而行”，指望光靠动动嘴皮子，靠单纯的舆论谴责就能让国民的道德水平得以彻底改善，未免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有人担心：奥运之时会怎样？我担心点儿更近的：几天后的“黄金周”会怎样？

 

华商报 9-28  A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