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时间：每年11月第一个星期日；目的：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重庆市400多万农民工，有望在全国各省（区）市中率先拥有自己的节日——— “重庆农

　　民工日”。近日，重庆市政府向重庆市人大会议提交了 “关于立重庆农民工日”的议案。（9月26日《重庆晚报》）

　　因为弱

势，才需要享受专属的节日；而即便是热烈的节日，也拯救不了生存语境的弱势——— 这就是“节日崇拜”的悖论。只要翻阅一下节日文化史，自有文献记载的《夏小正》、《尚书》始，中国的节日大抵是和图腾崇拜、民俗风情相关的，即便是母系氏族社会，也没有什么“男人节”，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原始权利意识的懵懂。随着社会的发展，权益配置开始天然失衡，在制度救济跟不上的时候，我们才想起需要做一次次群体文化心理上的安抚，

　　作出种种精神皈依上的拔高，以弥合权责断裂的累累伤口。

　　去年，河南焦作市举办了中国首届“农民工节”，其形式是文艺演出、政策法律咨询、免费医疗、评选“十佳农民工”等，结果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议；今年，贵州遵义市在5月23日举办“中国正安首届农民工节”，舆论似乎也未有褒赏之说……这里其实有两个核心问题没有厘清：一者，自上而下的节日尤需强大的情势需求。任何轰轰烈烈的节日，基本上都不是制度“拟订”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孕育而生，而“农民工节”真的契合了农民工的切实需求吗？二者，现代节日基本上已经不是一种图腾崇拜，而是一种权益警惕或精神推崇。这些都是在生存底线之上的诉求，农民工当下的困境，不是“谋求更好的权益和更多的尊重”，而是“争取基本的权益和基本的尊重”的难题。因此，对他们而言，一个节日花个财政的十万或百万人民币，还不如访贫问苦，缓解一下那些以“跳楼”要工资的悲怆。

　　如果真办个“农民工节”，操作起来怕也要面临几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样的劳动者才叫“农民工”呢？这个概念其实很难界定准确。农民进城灰头土脸搞建筑叫“农民工”，那么，他“转正”进工厂成了产业工人算不算呢？进城做保姆的农村姑娘算不算“农民工”呢？这个未必中听的称呼背后隐藏着如此的逻辑：先有歧视性政策，后有歧视性待遇，再有歧视性称呼。城乡二元结构有望打破了，新的户籍法也快新鲜出炉了，在这种态势下，即便是好心，再大张旗鼓地推出一个含义暧昧的“农民工节”合乎时代趋势吗？

　　2006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政府“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依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和制度”。这些年，很多地方政府的确扎实地做了不少实事，但是农民工权益保护依然任重道远。那些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兄弟，他们连“劳动节”都过不好，“农民工节”就更奢侈了吧。其实，他们最想的，也许只是拿好血汗钱回家过年这么简单。

 

华商报  9-27 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