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醇厚的父子深情——朱自清《背影》写作背景评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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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是朱自清1925年写下的一篇散文名篇,记述的是1917年他在北大读书时的经历。写作的缘由作者在《背影》的文末已经有所交代,是因为父亲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父亲提到近日身体不好,恐怕大限将至,令作者心生感触,所以才挥笔写就。
1947年7月他在答《文艺知识》杂志编辑关于散文写作的问题时再次提到:“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
1925年,正是民国军阀割据时代。当时的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际国内形势波云诡谲。老百姓和知识分子身处这样一个大动荡、大混乱的背景下,生活朝不保夕,对命运前途的展望一片黯淡。朱自清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表面温和、待人敦厚,但内心却有自己的气节与坚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同年10月,朱自清写下这篇质朴感人的叙事抒情散文,记述了八年前和父亲在浦口车站分别时的情景,表现了父亲爱子的真挚感情,抒发了自己在生活困顿、精神压抑的境遇下对父亲深切的怀念之情。
朱自清兄弟三人,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后来又纳了几房小妾。朱家祖上几代都在清朝为官,家境原本殷实,到了朱自清这一代才家道中落。1901年,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到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辛亥革命爆发前,朱父曾任扬州宝应县厘捐局局长,民国初年又任徐州榷运局局长。厘捐局是清朝的官方机构,类似于今天的税务局。榷运局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掌管食盐专卖专运的机构。之所以丢官,据说是因为朱父纳妾,被前任姨太太大闹,影响了官声。为打发后纳的几个小妾,朱父花费不少,甚至变卖家产,导致家里亏空。祖母也为此一病不起而辞世。
《背影》中所写的前往徐州奔丧的背景正是如此。文中所记述的父亲与儿子产生的隔阂,也并非是家庭琐屑那么简单。不过作者后来还是原谅了父亲的荒唐,文中流露出的只是浓浓的对父亲的思念。因为作者1916年在去北大读书之前成亲,到1925年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足以体会到为人父需要扛起的那副沉甸甸的担子。
朱自清的散文多以叙事和写人见长,叙事多以写实为主,描写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人则以抒发真挚的感情为主,没有过多的写作技巧。《背影》兼具叙事和写人二者之长,用朴实如水的文字,近乎于白描的手法,以一个“真”字深深打动了读者。这是文学创作手法里的至高境界,唯此才成为能流传后世的散文名篇。
附:《背影》全文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