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人来电话,说我的一个发小前天过世了。听完这个噩耗，我什么也没问、也没说。对方的年龄，我很清楚，1954年生，长我3岁。对方十几年前得了脑血栓，这我也早已知道，并且深知他可能不会活得太久。发小时代的往事，在中青年时候回老家时我们也一同回忆过多次。近年来的情况，彼此不太了解了，可是，对于一个已经过世的人，还有必要，还有心情问他的“近况”吗？于是乎，我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回忆起来，每当近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是啥也说不出来。原因倒也不完全和听到这位发小过世时的前述情况一样，而是有一个基本类同的原因：人生在世，和坐火车一样，谁都有一个到站下车问题，看到谁下车了，早在预料之中，还有什么必要问问周围的人”他为什么下车“吗？不问不说，不代表不思考。于是，我将当时在家时我们生产队的在册人口和已经过世的人以及自己的同龄人中过世的人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是这样的：当时在册人口是198人，现在已经过世89人；自己的同龄人（长自己4岁—小自己两岁）43人，现在已经过世20人。两个百分数基本一样：百分之45%-46%。
统计完，给谁也不讲，但是，我却不由自主问我一个问题：我还能活多久？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是我首次问自己的，早在50岁前后那些年我就问过自己。那时候问自己，是受一本书《假定我还能活6个月》的启发。提出那个问题，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促使自己珍惜生活、豁达大度。而这个时候，面对自己的同龄人不断离去，再度提这个问题，却没有了当初的积极心态，反倒是一种消极心态。或者说，在距离死亡十分遥远之时提还能活多久的问题，自己心中不仅没有畏惧感，反而有几分诙谐幽默感；而距离死亡越来越近的老年时代，自己心里却没有那么坦然、诙谐幽默了。
数据不宜公布，也就是说，生死问题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话题：和同龄人不能谈，和长于自己的人不能谈，和晚辈也不能谈，和外人不能谈，和家人也不能谈。那就只有自己时不时看看这组数据。看这个干什么呢？慢慢推测某某何时会下车，自己何时会下车。下车是必然的，该下车的时候，不用老谈论下车这事，看到别人下车，也不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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