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因何而死

大漠霜天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唐鉴》中对长孙无忌之死的评价是“不学而终受祸”：

    帝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帝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它语，竟不顺旨，帝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卫尉卿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废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妾子，又重赂以悦之，诱之以利，非德赏也。而无忌受其官与赐，岂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义正君而先没于利，不足以为重矣。无忌苟辞其官反其赐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诱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见惮矣。无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赐而不助己，奸臣得以入其谋，高宗无足讥焉，惜乎无忌之不学也。（《唐鉴卷四·唐高宗》“长孙无忌不学而终受祸”条）

    以上的两条资料，均出自《唐鉴》。第一条是范祖禹引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唐高宗永徽五年》的，第二条是范祖禹在《唐鉴》对长孙无忌的观点。

    对长孙无忌之死，范祖禹在《唐鉴》中认为：因为长孙无忌接受了武则天的“重赐”而没有支持武则天，因而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从而导致了杀身之祸。

    范祖禹在《唐鉴》中的观点，在《资治通鉴》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唐高宗显庆四年》）

   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的《资治通鉴》的编写中，范祖禹是司马光的主要助手之一。范祖禹主要负责的就是《资治通鉴》中的“唐纪”，可以说《资治通鉴》中“唐纪”部分的观点与《唐鉴》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范祖禹的观点。

    范祖禹说“唐高宗欲废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妾子，又重赂以悦之，诱之以利，非德赏也”，这是正确的，也是实际情况。

    后（王皇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唐高宗永徽五年》）

    在唐高宗即位的初期，因为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又是唐高宗登上帝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是掌握着唐朝的实际政治权力的。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又都反对唐高宗废掉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长孙无忌不同意“废王立武”，唐高宗是难以立武则天为皇后的。

    在无可奈何之下，唐高宗与武则天，只好采取了“重赂”长孙无忌的办法。

    范祖禹认为：长孙无忌既然不支持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那么就不应该接受唐高宗的“封妾子”为官及“金宝缯锦十车”的重赐。因为表面上是唐高宗封赏的，但实际上是武则天封赏的。长孙无忌既然不赞成“废王立武”，那么“辞官反赐”才是正确的。

    笔者也赞成范祖禹主张的长孙无忌应该“辞官反赐”观点。

    但是，范祖禹说的“无忌苟辞其官反其赐而不受”就可以免祸的观点，笔者是不太赞成的。

    笔者认为：长孙无忌接受唐高宗与武则天的赏赐跟长孙无忌受祸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

    对《资治通鉴》中“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的记载，笔者认为：武则天“怨”长孙无忌是必然的，因为长孙无忌没有帮助自己，但说因“受重赐”而“怨”，则是不怎么正确的。

    长孙无忌因接受武则天的“重赐”而受到武则天的打击或处罚，只是武则天除掉长孙无忌的一个借口而已。即使长孙无忌没有接受唐高宗与武则天对妾子的封赏与财物的赏赐，因为他没有支持武则天当皇后，他也依然会受到武则天的处罚。武则天也依然会找到别的借口而除掉长孙无忌的。

    反过来讲，即使武则天接受了长孙无忌丰厚的赠送，当需要打击长孙无忌的时候，武则天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击长孙无忌的，甚至可能是毫不留情地除掉他，绝对不会因为接受了对方的财物而手软的。倘使手软的话，那就不是武则天，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了！

    对于权利之争，尤其是有关朝廷大权的争夺，武则天不可能允许长孙无忌握有重权，而使自己处于没有权力的地位。为了权力，连亲生女儿都能够掐死的武则天，怎么可能允许握有重权的长孙无忌对自己指手画脚呢？

    在权力之争中，父亲杀儿子，儿子弑父亲，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在史书中，这些现象是经常出现的。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血腥，是超出常人想象的。

    在权力之争面前，或是你死我活，或是我活你死，两者只能居其一，连血缘亲情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更何况武则天与长孙无忌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亲情呢？

    褚遂良、韩瑗也都曾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也都没有受到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封赏与赏赐，他们也都因反对唐高宗“废王立武”而受到处罚，有的还死于贬所，有的还祸及宗族。

    褚遂良先被贬为潭州都督，后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死于任所。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八月，长孙无忌被迫自缢，又诏韩瑗所至斩决，至则已死，发棺验尸，籍没其家而还。

    政治上的你死我活的争权斗争，与接不接受一点财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财物，永远都是一个在被打击者没有别的借口可找的情况下的一个借口而已。

    因此，笔者认为：长孙无忌的最终受祸，是唐朝最高统治阶层政治斗争中武则天与长孙无忌之间权力角逐的结果，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与长孙无忌“受赐”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的。

    范祖禹认为：“长孙无忌不知出此（辞官反赐），卒使武后怨其受赐而不助己，奸臣得以入其谋，高宗无足讥焉，惜乎无忌之不学也。”

    范祖禹认为：长孙无忌因“不学”而终受祸！

    笔者认为：长孙无忌的受祸与他是不是“有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长孙无忌受祸的观点，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已经表述了自己的见解！

    在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的政治斗争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人“学”与“不学”跟他“受祸”与“不受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无论是有胸藏锦绣的满腹“才学”，还是有治国安邦的杰出能力，倘若不肯顺从帝王或当权者，则是必死无疑。更多的时候，相对而言，反而是“不学”的安全系数是更高一些的。倘若因没有“才学”而不肯顺从帝王或当权者，则很有可能会安度一生的。

    饱读诗书，只能算是有学问之一；不读书，也不一定是没有学问的。精通世事，就是一种很杰出的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君不见，历史上，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之士，文武双全、战功卓著之将，忠心耿耿、治国安邦之臣，因不合帝王的心意而身首异处的，比比皆是。如：屈原，文种，白起，伍子胥，韩信，彭越，徐达等。

    君不见，目不识丁之辈，寸功未立之属，斗鸡走狗之徒，因符合帝王的心意而受到宠幸并飞黄腾达的，也数不胜数。如汉文帝时期的邓通、唐玄宗时期斗鸡出身的贾昌等。

    长孙无忌之死，是与他所处的位置有关：（1）他是皇帝的亲舅舅，又是唐高宗登上帝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2）他是“建义”之臣，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是凌烟阁的第一功臣；（3）他掌握着唐朝的实际权力，是唐朝的实际执政者，连皇帝——他的外甥都听他的；（4）他妨碍着武则天行使最高权力。

    唐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在唐高宗即位的最初几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

    唐高宗的最初几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边陲安定，百姓阜安，后世评价为“有贞观之遗风”，因其年号是“永徽”，历史上，把唐高宗“永徽”年号时期的政治称之为“永徽之治”。“永徽之治”也被史学家称为是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并驾齐驱的大唐盛世之一。

    使“永徽之治”成为后人赞赏的盛世，功劳最大的大臣之一就是长孙无忌。一个使“永徽之治”成为盛世的最主要大臣，怎么可能是“不学”的呢？

    因此，笔者认为：长孙无忌的“受祸”，跟他“学”与“不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长孙无忌的“受祸”，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范祖禹说长孙无忌“不学而终受祸”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范祖禹说的“高宗无足讥焉”，也是不正确的。

    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舅舅，还是唐高宗承继帝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支持，唐高宗是根本不可能登上帝位的。

    唐高宗不但没有感谢长孙无忌、没有保护长孙无忌，反而因别人诬陷长孙无忌谋反而贬斥他，使他最终受迫害而死去。

    一个堂堂的大唐皇帝，自己的亲舅舅被迫害致死，唐高宗怎么可能说是没有责任呢，怎么能说是“无足讥”呢？

    因此，笔者认为：范祖禹说“高宗无足讥焉”，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唐鉴》中对长孙无忌的评价“不学而终受祸”是有一点偏颇的。

    （完成于2010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