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我向这个世界尽责的方式
今天在办公室看报纸,看到南京作家韩东在《南方周末》上说:“我力图把写作跟真理挂钩。如果和真理不挂钩不沾边,那样的写作是毫无意义的。”我很认同他的观点,而且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写作理想。
问题在于:我所说的真理,跟他所说的真理,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真理。
这几天,在网上,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谈论真理,很多人都在说,我热爱的无非是真理。但每个人所说的真理可能都不同,有的甚至是绝然不同,相互对立。
人是很容易倨傲自大的。而人一旦倨傲自大,就会轻佻地以为,只有他看见的才是真理,而你看见的,或我看见的,都是尘芥。于是,对抗产生了,进而,纷争也产生了。纷争的结果——恐怖、流血也产生了,最后黑暗降临。我们这个原本美好的世界,就成了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
有没有一个能够把所有真理统一起来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存在呢?就像1+1=2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又像1+1=2那样简单明了。我想是有的。比如基督在十字架上启示给我们的真理——那种绝对之爱:圣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我现今要把那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他接着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牺牲自己的身体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所做的就仍然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仁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不做卤莽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最后保罗说:“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大的是爱。”
伟大的诗人但丁写道:“爱推动日月星辰的运转。”
而19世纪的法国圣女小德兰在临终前甚至说:“吸引我的不是天堂,而是爱。爱上主,又被上主所爱,然后再回到人世间,使人热爱‘爱’”。
在他们看来,爱能驱除一切的恐惧,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爱能弥补一切的裂痕。爱是唯一至善的道路。最终一切都会消失,只有爱会留下来。因为神就是爱。
我很清楚,在当下的文化氛围里来谈论这个意义上的爱,是很不聪明的行为。新锐或自以为新锐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对新生事物过分的追求或依赖,必然导致对永恒真理的忽略和冷淡。现在的文坛,正是因为一味求新,唯新是好,以致忽略了对人类高尚道德和永恒真理的守望。这样的写作,我以为,是没有灵魂的,再新鲜的技艺也只是一个外壳。
而对我来说,只有那些经过长久思考而沉淀下来的东西才能吸引我,只有那些永恒真理,才能使我感动。所以我热爱康德的那句话:使我感动的永远是星空和人类高尚的道德。
爱就是人类最高尚的道德,也是人类唯一的最后的真理,和终极的绝对真理。因为除了爱,人类并没有别的途径和方法,能够解除自身的苦难与不幸。
耶稣深刻地洞见了这一点,所以他果断地废黜了自古以来便被人类奉为至理的学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然后身体力行,让自己毫无抵抗地被出卖、被排挤,以致被钉上十字架。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必须藉着耶稣给我们带来爱?
因为人类仅有正义是不够的。法律的核心是正义,但仅有正义是不够的。有个哲学家说:“有人杀了人,法律就杀了他。法律对他干的事,正是他对别人干的事。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法律又怎么是对的呢?”人类需要法律,但法律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它依赖于它所打击的那个邪恶。托尔斯泰说:“为了维持公正而去毁坏别人的生命,好比一个人丢了一条胳膊,要设法补救,为了公正起见,砍掉了自己的另一条胳膊。”“任何社会法规都以改善人类的生活为目的。毁灭一部分人的生命怎么能改善人类的生活呢?”
在托尔斯泰看来,基督教不是神学,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他认为作恶的人在内心比遭恶的人更感到不幸,因此,符合道德的做法,不是用法律惩罚他们,而是怜悯他们。宽恕将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离开魔鬼投向上帝。
所以,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因此,耶稣诞生了,上帝借助他为人类带来这个唯一至善的真理,然后借着这个真理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救赎出来。
在写作中寻找真理,通过写作传扬真理——做这个真理之王的仆人,对我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活着的理由和目的。我仿佛为此而生。因此,我信上帝的存在,既不是为了摄取现世的好处,也不是为了获得彼岸的报酬,而是渴望在有限的人生里活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写作只是我的方式,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再是一个为文学而文学者,文学只是我向这个世界尽责的方式。如果只是为了文学,我一个字也不会写。我的目的是通过写作,把神爱的芬芳带到这个泛滥的物质世界里去,并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里,为上帝点一根蜡烛。也许,在某个黑暗的屋子里,或某个黑暗的冷寂的角落里,这支微不足道的蜡烛,正是一个困苦的孩子所需要的一份光明和温暖。我怀着这样的强烈愿望来写作,其间的难度,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但我乐在其中。
2003年5月武汉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