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秋季，也是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發酵的季節。從熱門人選到一般網民，都陷入一種患得患失的狀態。他們都在猜測、打聽、議論，到底今年會有中國人獲獎嗎？

這樣的心理狀態，也引起了很多的內部爭議，認為中國人的學養與價值標準，是否需要靠遠方的幾個洋人來衡量，說三道四，評頭品足。但這樣的說法，也被指責是一種酸葡萄心態。

如果從中國人的諾貝爾成績單來分析，在科研的世界，目前的諾貝爾得主，除了美國華裔之外，都是在民國時期受基礎教育。這從楊振寧與李政道開始，都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畢業，是著名科學家吳大猷的學生，他們後來負笈美國芝加哥大學，在科學的前沿鑽研。丁肇中、李遠哲在台灣受基礎教育，屠呦呦也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接受民國的中學教育，於一九五零年考上北京大學，而崔琦是香港培正中學畢業，高錕則是在香港聖約瑟書院受中學教育。

這其實也顯示文革與政治運動的狂飆，在中國大陸造成人才斷層，讓一代人失去了鑽研學術的機會，也等於剝奪了他們攀爬世界最高學術巔峰的權利。諾貝爾的榮光，也在等待中國「後文革一代」的成長，等待中國八十後的「學術勢力」脫穎而出。

但恰恰是中國在這方面的劣勢，刺激中國社會對尖端科技的嚮往，對於「洋為中用」的渴望，探索如何「後發制人」，爭取「彎道超車」。尤其這八年以來，全球看到中國在很多原來落後的領域都突飛猛進，進而領先全球。最典型的是中國的高鐵系統，從二零零八年開始，就不斷吸收德國、法國和日本的高鐵特色，加以自身改造，動員數以十萬計的工程師，在被譏諷為「山寨」的氣氛中，研發有自己專利的高鐵，最後完成了逾兩萬公里的高鐵系統，並向國際輸出。

中國電子金融的移動支付，也是超前。它也許沒有原創的技術，但卻有原創的應用模式，敢為天下先，讓支付寶與微信支付，深入到中國的千家萬戶，提升中國的競爭力，傲視全球，讓各國瞠目結舌。

中國的民營企業，其實都是創意的先鋒。它們在全球化的浪潮裏，不斷吸收全球最新的科技成果，再加以消化，往往可以青出於藍。從事互聯網後台基礎設施的華為，十多年前只是這個領域的小蝦米，被美國網絡巨人思科（Cisco）壓制，甚至指控它侵佔知識產權，纏訟多年，最後法律還華為清白。而到了今天，華為已經後來趕上，壓倒了思科，同時在專利權上名列前茅，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製造商。

這就是中國超越前進的故事。中國沒有最多的諾貝爾獎，但可以站在諾貝爾巨人的肩膀上，眺望遠方的創意地平線，看市場的太陽冉冉升起，讓企業馳騁在「洋為中用」的草原上，收穫豐碩的利潤果實。

中國的諾貝爾焦慮，不僅鞭策知識界，也鞭策社會，要在國家競爭力的博弈中，奮勇爭先，讓科技與市場更密切，讓人文價值觀念的反思，與政治的激盪更頻密，讓諾貝爾獎帶來的國際動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的腳步，邁向過去不敢想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