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發明第一把刀的時候，就註定了它有兩面性格——它可以是殺人的刀子，也可以是救人的手術刀。同樣的，當人類發明了公投之後，也在政治上形成了兩種完全相反的效果——推動更多的直接民主，準確反映民意，但也可能被民粹力量綁架，陷國家於分崩離析中。

美國加州就很喜歡採取公投的方式來解決公共政策之爭，從稅制問題到大麻合法化，公投一直沒完沒了，但最後還是搞到財政焦頭爛額。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國政與外交等重大議案不會付諸公投，以免造成國家分裂，尤其美國經歷過統獨對決的南北內戰，軍民死傷近百萬人，對於國家認同的問題，從來都不敢掉以輕心。

台灣的前途與兩岸的問題要不要公投，成為兩岸三黨的爭議焦點。但北京清華大學的學者鄭振清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岸問題要公投，不能只是由台灣民眾參與，而排斥了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否則公平何在？理性何在？

其實孫中山先生早在百年之前，就在三民主義的論述中，提出了創制與複決的方法，確保民權不會被專制的權力所壓迫，讓民間的直接民主，可以在關鍵時刻作出自力救濟，但也了解不能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美國開國元勳麥迪遜就說過，必須警惕直接民主會帶來「多數人的暴政」。

但公投也不能簡單的、一刀切的視為洪水猛獸。法國在一九五八年成立第五共和，就是靠公投來通過憲法，讓法國的民主獲得了新生。政治學者對公投的討論，大致上認為它具有利弊互見的特色，可以刺激社會對某些問題的警覺和深入的討論，但成功的條件，是必須有配套的政治文化、穩定的經濟與社會，才不會使國家陷於亂局，也不應將所有的公共政策問題訴諸公投，造成公投Referendum走向不知「伊於胡底」的Never-end-dum。

因而公投是否要舉行，其實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既不能視為萬靈藥，也不要視為毒藥。關鍵在於發揚直接民主的精神，回歸法國思想家盧梭所提出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原則——政府的設立，是與人民有約，統治者獲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統治者違反了這個約定，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改變它。而人民的公意（General Will）如何確定，往往要靠公投的方式。

也許就像巴黎公社的例子——巴黎公社消逝了，但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公投不見得要舉行，但公投的直接民主原則是不能忘記的。公投是一把雙刃劍，必須善用其鋒，刺向關鍵的要害，確保民意不會被傲慢的權力劫持，但又不會刺到人民的福祉與集體的利益。這是永遠的弔詭，也是對現實政治的永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