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半年刚刚过去，社会仍然与往常一样的平静。各行各业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社会上飞快的流传，人民好像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了似的。谁也不知道，甚至不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凸的，冒出来一个《罗刹海市》，全国顿时热闹起来，如同猛然间迸发出的民众的大狂欢，这种现象多年来及其罕见。被称为“刀郎现象”。至今，热度不减。

《罗刹海市》，是刀郎专辑《山歌寥哉》中的一首。有人首推《花妖》，有人欣赏《未来的底片》，等等、等等。不管怎么解读，一个不具备高中文凭的歌手，有如此作品，不能不让人赞叹、惊异。

一曲搅动了中国的乐坛、娱乐圈，外国的歌坛据说也反映热烈。之后，又蔓延到社会更广泛的空间。甚至连老朽这样的在几十年里从来不关心乐坛、娱乐圈的糟老头子，都被吸引了过来。

按说，刀郎作为一个歌手，音乐人，创作几个专辑，唱几首歌，登上歌坛，成为歌坛上杀出的一批黑马，在歌坛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正常现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事实上，几十年中，乐坛上也是不断推出新人，却没有像刀郎的出现有这么大的反映。

正常现象按照正常走下去，或许，人们的关注度就有所不同。而刀郎，却偏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歌手，走的不是常规路。又偏偏被所谓的“主流”“大佬”推到风口浪尖上。

刀郎的确是一个卓尔不群的歌手，具有自己独特艺术特色的音乐人。他的横空出世，就技压群雄，声震九州。有人欢呼，有人却觉得很不舒服，应了那句，“人红是非多”。是非也因此而生。有人没事找事，无端给刀郎增添不必要的烦恼。

如果说，2004年，通过《2002年的第一场雪》响遍大江南北，人们关注的还是歌手刀郎，那么，今年通过《山歌寥哉》，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刀郎，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是歌手刀郎，而是看到了刀郎在音乐、文学、思想表达方面的造诣和才华。对刀郎的认识更深了一步。

刀郎的再度出山，火起来，是在今年的7月19日。《罗刹海市》一问世，刹那间，刀郎成为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聚集在他麾下的，不只是音乐人及听众，还有文学界的人士，对于歌曲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足以促使人们接近刀郎、了解刀郎，研究刀郎的音乐，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刀郎，充分的利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民族大地上深耕，是民族文化精华的滋润，培育、成长起来的文化“超人”。他献给社会、献给人民大众的是那个沁人心扉的文艺。

经过三十余年的底层磨炼、深入到各民族中学习、采风，不断充实自己，如今，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文艺青年”了，他把自己打造成了诗人——文学家。而他那寓意深刻的诗，配上他谱的曲，经过他自己极具个性的吟唱，给人别有的一种感觉。他把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他文学家的身份，提升了他音乐的品位。这，曾经是他当年的志向，他做到了。

《山歌寥哉》引导人们，让人们发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刀郎，一个占据地利、充分利用了地利。从家乡，到海南，到新疆大漠，再到江浙，留下了他的足迹。吸吮了各地文化的精髓而进行独立创作，创作出了思想性、艺术性绝佳的文艺的刀郎。

这个刀郎，不同于时下乐坛中的任何一个音乐人。他的不同不在于他是音乐界不多的“全才”，说他是“复合型”人才已经不够了。应该说，他是在以音乐为工具，为手段，赋予了音乐更多的功能。音乐，成为了这个音乐家表达个人思想、情怀、是非、爱憎，甚至关于人生思考的手段、工具。他用音乐表达起来，甚至比他用言语还娴熟，还流畅，还充分。这是不是刀郎在“扬长避短”，不好判断。

刀郎，已经从“丑小鸭”蜕化为可以高高飞起在天的白天鹅。把那些又鸟远远地甩开，又鸟们只有仰天长叹。让又鸟们说他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吧!一切污蔑、攻击、谩骂、贬低，除了证明自己的猥琐、阴暗、嫉妒、不甘，都是徒劳，

为什么《罗刹海市》能够引爆“刀郎现象”的发生？

这当然首先需要看引爆“刀郎现象”的《罗刹海市》中到底说了什么。“罗刹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蒲松龄说：“西去二万六千里，有中国”。刀郎说：“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应该是“罗刹国”里把东西也颠倒了。毕竟，“罗刹国”与“中国”的相对位置应该是固定的。

风流倜傥的马骥，原本是华夏的子弟。只为他人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流落到“罗刹国”这块恶地。“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这如同后来《红楼梦》中描述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美的、真的、善的，在那个国度都被颠倒了。这与蒲松龄先生的描述一致。

在《罗刹海市》中，只交代了马骥在“苟苟营”的“见闻”。这应该是“罗刹国”的一个缩影。在某种意义上说，“罗刹国”就是一个大“苟苟营”，“苟苟营”就是一个微缩了“罗刹国”。他是“入乡随俗”，还是入污泥而不染，看不出。

“罗刹海市”中还提到蒲松龄不曾提到的一个人，即“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这个人，除了“专业人士”，对中国的许多人都很陌生。

维特根斯坦与马骥，是来自“罗刹国”西边的不同国度。他看到的“罗刹国”，与马骥好像差不多，只是表述不同。好像都是“旁观者”。

他们通过对“罗刹国”里“苟苟营”的观察，提出了问题，让人们思考。而没有像蒲松龄老先生那样，让马骥逃离了“罗刹国”，有个完美的大结局。其实，蒲松龄老先生何尝不知道“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这才是点睛之笔。

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像马骥那么幸运。对于许多人，很无情、很残酷。甚至是无处可逃，有的走向绝路、不归路。

所谓“我们人类”，应该既包括西方，也包括华夏。也难怪，在西方的某些国度，也很喜欢《罗刹海市》。有人“对号入座”、“充角色”，有人分配角色。

在《罗刹海市》中，“罗刹国”中发生和存在的问题，是不是隐喻“华夏”、“西方”的现实问题？应该有这个意思。这很有“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意味。

正是这种社会现实，让人们诟病久矣，常常没有一个出气口，发泄不出来。当此之时，《罗刹海市》出现，正逢其时。它暗合了“天时”，引发人们的“共鸣”，不！是“共震”，难道不正常么？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