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为文艺批评立新标准

莫言说：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还说：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莫言提出的“揭露”与“赞美”，不仅仅是个文学观的一般问题，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批评的具体而又明确的标准。

“社会黑暗”，“社会不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人性中恶的成分”，固然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揭露”。除了文学艺术的形式，难道就没有人用其它形式予以“揭露”么？当然有。由于不是文学，且不去论。

文学存在的历史远比人类存在的历史短。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的一种形式，人们创造了它，自然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是为创作它的人们服务的。起码在理论上，应该是有“黑暗”反映“黑暗”，有“光明”反映“光明”。“真善美”、“假丑恶”，应该都是反映的对象。至于文艺家或者文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进行厚此薄彼，扬此抑彼的选择，这是文艺家、文学家在创作题材上的“选择自由”和“创作自由”。

但是，文艺家、文学家有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强加于其他的文艺家、文学家的权力么？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文学家有那样的权力。也没有文学家试图谋求那样的权力。除非是一个自不量力者。

莫言关于文艺、文学的说法与认识，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学家的“文学观”。他公开而坦率地讲出来，既是一种表白，一种宣誓，也是一种宣传，一种推销自己的“文学观”的行为。值得恭喜的是，有那么一些文学家接受了莫言的文学观。因此，莫言的文学观，不只属于莫言。莫言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莫言，成了他们中的代表、旗帜、标杆。这是莫言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荣幸。

莫言，作为文学家中的晚辈，他的文学观是怎么形成的？应该说是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形成的。

从一般评论中看到，莫言的主要著作是“揭露黑暗”，“揭露不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人性中恶的成分”。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以此荣登国际文学家的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

因此，他有资格认为“文学”是什么。那是他的“言论自由”。即使是在国内不能说，还可以去国外说。因为，莫言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全人类”的、“超阶级”的文学家。他的讲话，应该符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

不过，那也只是莫言的一厢情愿，一家之言。对于不认那个奖的人们，包括国人，那个奖就什么都不是。拿那个奖炫耀，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样说，恐怕不能完全反映事实。他们是力图以他们的“普世价值”，借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传播，而扩散，而引导中国文化的方向。不管莫言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存在的。

莫言说那个奖是给他自己的。表面看是不错的。如果莫言不是中国人，揭露的不是中国的“黑暗”，诺贝尔文学家为什么会花落在莫言的头上？

那个奖的评委们，不会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善良。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公开出来。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行为去分析、判断他们的目的。

事实上，不管莫言承认与否，同样生活在“某一个社会”，人们看到的并不一样。即使看到的是一样的，感觉未必一样。通过文学反映出来，也会不一样。如对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的反映与那些“正人君子”就很不一样。他称那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莫言只看到了“某一个社会”中的“黑暗”与“假丑恶”。不能否认，他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同样，毋庸讳言，也毋庸否认，有人却还看到了这“某一个社会”中原来人生也有“快乐”，有对“光明”的向往，还曾经看到“真善美”。有的作家选择了“光明”、“真善美”作为创作的题材，虽然也创作出了文学，极有可能被莫言们连看都不看，就予以否定。但是，即使是莫言，难道可以认为他们创作的那不是文学么？再说，他们有评价他人文学的优劣的权利，有判定他人的创作是不是文学的权利么？

在莫言的文学评论中，应该是，一种是揭露“黑暗”，揭露“假丑恶”的作品，其作品，不管是谁写的，写的怎么样，其“质量”都是不容怀疑的。相反，另一类文学，遗憾的是，现在还不能不把它们称为“文学”，即“歌颂”光明，“赞颂”真善美的作品，作品的质量都“很值得怀疑”，被基本上否定了。

在文艺批评中，莫言对于文学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揭露”与“歌颂”这不同的题材，确定为文艺批评中判断文学作品优劣的两个相对立的标准 。

这样的标准，到底是“政治标准”，还是“艺术标准”？好像什么都不是。他巧妙的回避了这些不容易说清楚，说了容易引起意见分歧的问题。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个“选题”标准。“选题”选对了，就是“政治正确”，绝对正确。作品的质量就有了保障。“选题”选错了，作品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于是，“选题”就成了文艺批评的标准。

至于莫言提出的这种“文艺批评”的标准，或许已经成为了“普世”标准。能不能成为“国标”，那就看是不是与“国际”接轨了。那是“有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