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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诺贝尔奖

(2022-06-24 08:00:09)
标签:

诺贝尔奖

政治标准

历史虚无主义

莫言

司马南

莫言与诺贝尔奖

关注莫言,先是看到了他那个自称是“偏见”的讲话。后看到了司马南与上海莫言女粉丝的辩论。

本来,只是作为一个看客“观战”。看着看着,有了感觉,想了想,觉得有话要说。是不是有资格说?按说,像老朽这样的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读过莫言,是不是就没有发言权?由于不知道谁是发放“评论资格”通行证的人,又感觉发点议论,这与作家的“创作自由”一样,属于人的“言论自由”之类,不必获得什么“通行证”或者“许可证”。提出“资格论”的人,或许是想把大批他们所谓没有资格评论的人的排斥掉。

莫言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能够创作出一部部大部头的小说,足以说明他不愧为作家、大作家称号。又由于诸多作品屡屡获得这样那样的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也完全有资格称为著名作家,甚至是国际著名作家。因此推测,对于“写作”,他有自己的一套,有自己的写作秘诀, “揭露黑暗”。这,或者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秘诀。

莫言的作品,早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在社会上流行。期间,也听到过一些议论,甚至包括让他名声大噪的《红高粱》。这种现象好像没有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而平息。

那时人们的议论,即使有不同意见,或许可以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属于“兄弟阋墙”。

但是,获诺贝尔奖之后,虽然还是那些作品,当读者看到那“获奖词”之后,它就有意或者无意的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暴露”和“暴露”什么,怎样“暴露”方面。进而,人们不会不思考,为什么作者的作品能够与那些外国“评委”产生“共鸣”,得到他们的垂青。其中应该有什么内在关联。

说起来,莫言获奖也已经十年了,那年是2012年。此前的一年,同样有一个中国人,叫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二者之间是不是属同一届,两个奖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平素里不关心那等事的人,自然不得而知。反正发奖的是出自一个单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虽然从莫言获奖那一天开始,不同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断过。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激烈争论?

简单回顾,伟人身后,历史虚无主义肆虐。莫言这一代作家,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成长,他们却赶上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不,是入侵。文化界里以到外国得洋奖为荣。当此之时,伟人的《延安讲话》受到质疑与否定,有人提出了“无为而治”。那时有一个“词”,很犯忌讳的“词”,即“自由化”。有人为什么犯讳?只能是,心里有鬼。

对于发生在文艺界的这种现象,应该说,莫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看的清清楚楚。因此,他说:“伟人的《延安讲话》,确实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限性

这,很像是个“自供状”。不过,没有人“逼供”。他说的的确是“实话”,而且是“大实话”。莫言完全有资格代表他们那一代作家。就像莫言自己说的那样,在创作中,竭力克服伟人的“局限性”。当然,也就脱离了伟人的“方向”。他(们)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在“解放思想”的路上迅跑,向着诺贝尔奖冲刺。终于,愿望得偿。

他凭借什么思想武器打破伟人的“局限性”?莫言没有明说。但是,他说了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他在摆脱了伟人的“局限性”之后,就投入了马尔克斯的怀抱。这位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无疑给莫言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诺贝尔奖的获得,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可以肯定的说,如果莫言不摆脱伟人的“局限性”,根本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

诺贝尔奖,是外国人的奖项。他们的奖项中,是不是有“政治标准”?外国人可能不承认。承认了,就削弱了它的权威性。这应该是相当多的中国作家不愿意承认的。而事实上,他们的政治标准极其鲜明。国人不要做鸵鸟就好。只看到中国文艺中有“政治标准”,对于外国的“政治标准”视而不见,佯装看不见。其实是在往外国的“政治标准”上靠,努力的去适应外国的“政治标准”。其实,那点小心思骗的了谁?

当人们看清楚了诺贝尔奖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对莫言的作品提出质疑,也就不奇怪了。那个奖,反而帮助人们擦亮了眼睛。

这次的争论,不仅涉及到不同的文学观,不仅仅涉及是“暴露”,还是“歌颂”的问题。还涉及文学家是什么人,应该是个什么人。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十八大”的召开。“十八大”之后,历史虚无主义受到批判,“非毛”歪风得到遏制。这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这几年,西方的政要不断给中国人“上课”,出难题、甩锅。昔日中美所谓的“夫妻关系”已不复存在。甚至成为笑话。原来西方对中国的不怀好意是一贯的既定政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其中就包括那个诺贝尔文学奖。

应该承认,西方这个“反面教员”在擦亮人们的眼睛方面,的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公知”的声音明显降低了分贝。说明他们知道“审时度势”。

不管风云如何变化,国人是有记忆的。记忆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健忘。国人的这种“人性”,与莫言想象的可能不一样。这次引发的“争论”,既不是无缘无故,更非偶然。争论的种子早已经种下,现在,不过是“破土”。无独有偶,文艺界现在发生的事,十年前教育界发生的关于所谓的“毒教材”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像是商量好了似的。

该来的,总是要来。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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