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与共产党

通过董健对《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批判，可以判断，抛开政治立场与态度不说，这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学者。这在道德上，是个很大的瑕疵。

没有共产党，董健发展的是不是更好？

他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代生，1949年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有两大弱点。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完全否定‘个人’。第二个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很困难”。（《董健：返璞归真 真理的真》，2017-11-18《现代快报》）

既然他是“三十年代”出生，那就不能不回到那个年代。

30年代，对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其子弟，不但没有生活在“乌托邦”中，过着“理想”的日子，而是处于战乱，被“三座大山”的压迫的喘不过气来。其中，80%以上是文盲，能够读到中学的就属于“人中龙凤”。董教授与他们，虽属生活的时代相同，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有文人认为，三十年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这，大概是董健想要说的。因为，对于一些人，那的确是“黄金时代”。

即使到了50年代，在新中国这个“乌托邦”里，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到大学。据统计，1956年，即董健上大学的那年，在校的高校学生，仅40万人。全国人口以6亿计，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到7%。可见人数之少。因此，他所谓的“我们这一代”，只代表着极其少数的人。至于能够上到南京大学那类名牌大学者，就更少。

据介绍，他“出身”不好。怎么“不好”，没有看到详细的说明。倘使如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居然能够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本就是一个“奇迹”。而且留校任教，当上副校长。这样的“待遇”，即使是在今日，也不是谁都能得到。他到底有什么秘诀？

新中国是“乌托邦”，“完全否定‘个人’”，使得他“读书甚少”。甚至说“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言外之意，若三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没有新中国，就不会造成他“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他就不会被“耽误”。看来，他这是对新中国的一种控诉。

如果连董健这样大知识分子都感觉到“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被“耽误”，那90%以上的绝大多数人无缘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没有读过，一直当工人、农民的他的同龄人或者晚辈，又该怎样“诅咒”那个“乌托邦”年代？他若不被“耽误”，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又该怎样？

这个腔调，好像把自己没有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归罪在了新中国这个“时代”。

在“学术研究”上能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由什么决定？

陈景润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摘取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发生在“乌托邦”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曾经在“乌托邦”里就读的大学生。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怎么就达到了国际的高度？成为了国际著名人物？把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归罪在外部因素上，这简直是拉不出屎怨茅子！

不管怎么说，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把他培养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是共产党把他培养成了“人才”。现在看来，却没有把他培养成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人。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虽然不知道董健对共产党的怨恨从何而来。看来，他不懂得雷锋、才旦卓玛们对于共产党的感情和热爱。这，本来也不该强求。只能说，“教育不是万能”，共产党的光辉没有沁润到他的心肺。

人，从人转变为共产党人，的确有一个过程，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有的人完成了这种转变，有的人不但没有，而且走向了其反面。

董健的言论把自己与那些“我把党来比母亲”的人们划清楚了界限。董健教授把谁比“母亲”？是不是没有母亲，那要看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不是有传承。如果有传承，还没有创造性，就说不上有“独立性”，仍然有一种“依附性”。

一些人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的精神必然“被扭曲，变形”。如他所说：“讲假话，公开讲的全是一些空话，专讲那些符合集体主义、符合党的要求的东西，符合‘国家’利益的话”。这，大概是他的“自白”。他就是用这种“讲假话”的方式，以迎合共产党，骗取共产党组织的信任，混入了共产党内。

更为可笑的是，董健教授居然把马克思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辩护士。这简直是国际玩笑。他说：“集体主义当它否认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最早指出这种集体主义的虚假性的是马克思，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说到过”。

这不仅是混淆视听。查《德意志意识形态》，怎么也没有看到马克思的那类话。这，或许是他没有引用原文的原因。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写作的。法国人托克维尔阐述“个人主义”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于1840年出版。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看到了《论美国的民主》那本书，看到的也只能是“个人主义最后沦为利己主义”，而不会看到“健康的个人主义”一语。

第一个提出个人主义问题的托克维尔并没有对于个人主义进行“健康”与不“健康”的区分。进行那种区分的好像是美国的杜威。据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中，好像没有“健康的个人主义”一语。当一些人谈论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理念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早已经去世多年了。董健教授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徒劳的。想以马克思的词句反对马克思主义更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董健教授在党内的存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内，在革命队伍内，还没有取得在理论上的完全胜利。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还没有熄灭，仍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