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不是文艺的唯一功能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底是一支什么歌曲？一般都认为是一支歌颂共产党的歌。

就是这样一支歌曲，却受到这位大学副校长的攻击和否定。这不仅涉及到文艺批评，是不是需要“歌颂”，“歌颂”所应该“歌颂”。

文艺要不要“歌颂”，能不能“歌颂”，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老到当今的某些文学家甚至大家还没有出世时候的八十年前，伟人在一个讲话中就作为一个问题而谈及。

某个大奖的获得者一本正经的说：“如果谁想用文艺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这是明确反对“歌颂”。

这，涉及到文艺的功能，是不是为“揭露黑暗”而生？这样的证据恐怕不好找。这样的“理论”何时有何人创立，不好判断。可以判断的是，它不是古人，尤其不是中国的古人创立。

文艺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它能够存在，能够延续，自然不是由于它只会“揭露黑暗”。

中国最早“文史哲”不分。比较早的“文人”，应属“史官”。他们不是专门“歌颂”谁，也不是专门记录“黑暗”。他们的职业操守是“写实”。为此，不怕被杀头。

文，在青铜器时代，通过“铭文”记事。所记的事，就是故事，有的就是文艺。可以作为文艺创作的素材。 它是“歌颂”还是“揭露”？

以“揭露黑暗”为己任的文艺家可以不负那样的责任，他们能够阻挡的住别个文艺家担负那样的责任么？想挡也挡不住。

谁也不愿意在“黑暗”中被吞噬。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在通过文艺而反映黑暗的时候，不同的人，反映出来的也不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把“黑暗”揭露出来，为的是什么？同是“揭露黑暗”，不同的文艺家展示给读者的自然也不同。有的是要人们适应、迎合“黑暗”，有人是鼓动人们奋起反抗“黑暗”。如果是为了反抗“黑暗”，说明他 还看到了出路和希望，否则，连反抗也没有。

 “黑暗”之所以称为“黑暗”，因为它与暴力、残暴，色情，虚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等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无不与恶势力、黑暗势利联系在一起。“揭露黑暗”，自然就少不了描写他们。

正如“黑暗”与“光明”之间，没有一道明显的界限，“暴露”与“歌颂”也很难一刀切开。这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的。

“揭露”，是文艺的功能，但不是文艺的唯一功能。如果社会上有光明，有公正，有正义，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哪怕是深藏在某一个角落，只发出一丝微弱的光亮，挖掘一下，放大一下，歌颂一下，让人们看到希望，也没有什么不好。那难道不是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艺家的责任么？

“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总是相比较而存在，不会单独存在。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事实上，好的文艺作品，在“暴露黑暗”的时候，总要提倡点什么，歌颂点什么。有破，也有立，决不会只有一面。

像《水浒传》，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让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沦落为充军的罪犯，十分凄惨与悲凉。他被逼上梁山，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出路，是去寻找光明，哪怕只是一种幻想。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也歌颂了深明大义的鲁智深的除暴安良，让读者读了十分快意。让人们看到，路遇不平，自有人出来一声吼。现实中这样具有“侠肝义胆”的人，尽管可能有许多缺点，难道不能被歌颂么？

中国最为古老的文艺作品《诗经》，被称为“经”，流传至今，还不能说它是一部“揭露黑暗”的作品。

再说，读者生活在社会之中，是不是都爱看、爱读“揭露黑暗”的文艺作品？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是不是都是“揭露黑暗”的作品？看看舞台上的文艺，就可以做出判断。

无论是揭露“黑暗与邪恶”，还是歌颂“光明与正义”，无一例外，都是宣传，都想达到某种社会效果，某种目的。著名文学家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文学作者也是这样。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把它们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者，只是某些，甚至是少数文艺家。

事实上，人，包括文艺家，文学家，固然有的生活在“黑暗”之中，看到的，感觉到的，都是“黑暗”。除了“揭露黑暗”，也许创作不出别的作品。但是，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感受与处在“黑暗”中的文艺家相同。强行要求文艺家都去“暴露黑暗”，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文艺的“创作规律”。如果那位大奖获得者从这个方面说“我有一种偏见”，那的确是一种“偏见”。而，他在说那话的时候，显然不认为他说的是“偏见”，而是“真知灼见”。因此，他那“我有一种偏见”中的偏见，应该是打引号的“偏见”。说不上是“谦虚”。

以上说的，可能涉及到的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很难对董健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