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由”与“枷锁”

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说：“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臣民社会注重社会和谐”。董健想以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张目。

但是，不知道这位教授是不是知道，卢梭还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那样的话。恐怕也没有听说“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那样的话。

孟德斯鸠也说过：“自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意行事的权利”。

黑格尔也曾说：“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

不过，以董健教授的“学问”，那些外国权威的话他是应该知道的。在这里，他做了选择。只讲卢梭的“自由”与“和谐”，不讲他的“自由”与“枷锁”。

以此判断，董健教授就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卢梭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关于“自由”的思想。想以这种方式，让启蒙主义为个人主义服务。

董教授的“自由”是不是与“金钱”挂钩？是不是与社会地位无关？从现实看，不挂钩是不可能的。

董教授也回避了卢梭说过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这句话。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卢梭是最早攻击私有财产制度的作家之一。当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了“经济权”的问题。“经济权”，一直是中国个人主义回避的问题。

关于“自由”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自由”对于一些人，常常受到“经济”的制约。如，行使“出版自由”这种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钱不可或缺。

“自由”作为理论，人们可以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在中国至少也争论了百八十年。以现在的情况看，再争论个百八十年，也不会有什么统一的结论。

但是，“自由”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在欧美那样的所谓“民主国家”，也同样不只是一个争来争去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执政者需要的是“秩序”，特别是法律秩序。

所谓的“自由”，是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是国家公民，即个人的一项政治权利。对于“自由”、“民主”、“平等”之类，必须进行“规范”，并由法律保障实施。不顾法纪的规范与约束，我行我素，自行其是，是漠视“公共意志”，侵害的是公共秩序，不但得不到法纪的保护，甚至要受到法纪的制裁。这是所谓的法治社会的通行做法。有的人可以自以为超越了阶级，那不过是嘴皮子上白活白活。但是，没有人可以超越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对于他们，承认这个也就够了。

要造就一个和谐社会，只有“自由”远远靠不住。

一个主义，不能只是关于某一个问题，如关于自由、民主等问题的一般的、空洞的议论和唱高调。唱高调只能蒙人一时，一会儿。如果不能凝聚人心，转化为民众的实际行动，不用说个人主义，什么主义也毫无用处。他们的吆喝，在民众的眼里，与街市上卖狗皮膏药的吆喝声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