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作人如何做人

上.从兄弟怡怡到决裂

人生在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家庭中的诸种社会关系，无疑是人生中最为密切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一般是基于血缘关系而生成。灰比土热，说的就是这种社会关系。兄弟如手足，说的也是这种关系。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兄弟反目成仇的事，自春秋之后，就已经屡见不鲜了。现代以来，周氏兄弟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例证。

在周作人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与其兄鲁迅的兄弟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无疑是周作人的社会关系中，最为失败的一笔。而根本的责任在周作人也无可争议、无可置疑。根本的原因不能不从周作人的“个性”、“人性”上去找寻。

周作人，1885年出生，小鲁迅4岁。父亲1896年10月去世时，不过11岁。还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由于家庭没落，在他们的父亲生病期间，去当铺，去药铺，接受人们“异样”目光的，是鲁迅。鲁迅自幼就过早的体验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部分责任。这样的经历，周作人没有。这是兄弟俩少年时期的不同经历。而周作人，甚至可以说，自幼就是鲁迅带大的。真的鲁迅离开家乡去南京读书。这时候，“兄弟怡怡”，亲密无间。

1906年，母亲对鲁迅谎称生病而把鲁迅从日本骗回家与朱安完婚。这时候的鲁迅，对于母亲的安排，是逆来顺受。是不敢，还是不忍？或许是兼而有之。这事，已是二十余岁的周作人，表现的却是无动于衷。

由于周作人已被确定留学日本，次日，鲁迅便携周作人离家一起去日本留学。

在家乡时，周作人就是鲁迅的“跟屁虫”。到了日本，与鲁迅生活在一起，仍然有鲁迅庇佑。

在日本，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到日本之后，周作人与鲁迅等五个同学在东京租住了一处宅院，并雇佣了一个女佣人羽太信（1888-1962）。只是，周作人虽然在鲁迅的的关照下开始了留下生涯。不久，周作人的生活与精神漫漫开始发生变化。周作人就在生活上、精神上对作为佣人的羽太信子产生了依赖性。不到三年，1909年3月18日二人在日本注册登记结婚。这年，周作人24岁，羽太信子才21岁。这，应该看成是周作人开始摆脱鲁迅而“独立”，具有了“自主”意识。

以周作人结婚为标志，兄弟之间由于对人生的认识与态度不同，分歧与矛盾就开始了。

按说，周作人既然成家，有了“蔷薇梦”，就应该有独自支撑家庭责任和能力。周作人显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

作为一个学生，周作人虽然是官派留学生，经费有限，经济并不富裕。结婚后，找的不是富婆，而是一个家境一般的“佣人”。婚后却要过“上等人”的生活。找的本来就是一个“保姆”，还要再顾一个保姆，生活负担自然加大。没有经济来源的周作人，不得不求助于鲁迅。而他能够依靠的，也只有鲁迅。鲁迅虽然没有说什么，不等于认同周作人的做法，而且对周作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本来，鲁迅还想与好友许寿裳一道去德国留学。最终没有去成，并于1909年8月，在周作人结婚后几个月就回国了。

对于鲁迅回国的原因，1925年5月26日，在《<</span>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中说：“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启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这些已清楚地说明了鲁迅回国的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是迫不得已。

此时远在日本的周作人早已经融入了日本的生活，应该是日本上流社会的生活，正在做着他的“蔷薇梦”。而且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还经常带着妻子、女佣去郊游。

鲁迅回国后辛苦的工作，将生活费寄给周作人。在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家里的田产变卖。对于这一切，周作人好像认为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对于家庭，只有索取，没有付出。这就是周作人。

婚后，周作人又想去学法语，写信给鲁迅要钱，但鲁迅此时已经捉襟见肘，相当拮据了。

１９１１年３月７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就周作人想留在日本学习法文一事说：“启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说明在周作人结婚前后，在得知周作人想学习法文之后，就曾经对他说过此语。

这既反映了鲁迅对于周作人不看个人和家庭经济的现实，执意留学的保留态度，也反映了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子，已经无力支撑家庭的经济负担。但是，周作人却不为鲁迅的劝告所动。

在劝告无果的情况下，1911年5月，鲁迅终于漂洋过海，专程赴日本再次劝说、催促周作人回国。兄弟二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这么大的事，爱写日记的周作人，居然不见一个字的记载。

在1911年7月31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两月前乘间东行，“居

半月而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看来，鲁迅的日本之行，二人谈的很不愉快，很可能形成僵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留学日本的开头几年，“我始

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后来，“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虽然说的不那么明晰，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在“米肉”与“学法文”之间，毕竟“米肉”是第一位的。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回国谋生。

周作人归国后，暂时闲居在绍兴家里。这年10月，他写了一首诗：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这说明，回到故土后的周作人，还很留恋在日本的浪漫小日子，或者说还在“蔷薇梦”中。而且，也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哀怨中，透出的是无奈。毕竟，那已经回不去了。

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在生活上，比较现实，也比较“务实”。

周作人不知柴米贵，追求的却是“浪漫”。回到了现实中，必然觉得很失落。

但是，周作人回国后，经济上仍然需要鲁迅。

在1912年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每月向家中寄钱，给启孟100元，给启孟妻家寄10元”。不但周作人，连周作人的老丈人家，也需要鲁迅的经济帮助。100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据说，工人工资，才一个月15元。可见周作人的“消费”能力。

这时候的鲁迅，由于远离家乡，这就减少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的概率。因为，周作人无理由挑剔鲁迅，而且仍然需要鲁迅的经济资助。如果仅仅是母亲与朱安的生活，他本也不会每个月寄那么多的钱。

为了在北京安置一家人，鲁迅经过几个月的看房，终于在8月19日，以3500块大洋，买下八道湾的院落。连同装修等，共花去4475块大洋。变卖绍兴的祖宅据说卖了1000大洋。余款自然是由鲁迅筹措。为此，鲁迅还借了债。有说是从银行贷款500元。这钱，自然是鲁迅独自去还，不见周作人出了分毫。

这样算下来，鲁迅显然出的是大头。周作人分文未出。鲁迅自1912年进京，到1919年，把多年的积蓄用光，还借了钱。而周作人出了多少钱？也许只有卖了绍兴的房产中有他的四分之一，即250元。像这类事，周作人在日记中是不记的。

鲁迅在京把一切准备的妥妥的，1919年11月21日，周作人携家眷，风风光光地住进了八道湾最好的房间。他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相比之下，鲁迅嫣然是周作人家的“大管家”。一旦周作人住进了八道湾住宅，“大管家”成了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鲁迅在事实上，就成了周作人家的“长工”。只负责把工资上交，得到的，或许就是吃顿饭。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周作人家虽然今非昔比，由于鲁迅的存在，仍然是一副大少爷做派，只顾自己。

鲁迅不仅为大家庭购置住房，就是周作人的工作，也是通过鲁迅的活动、运作。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周作人很不满意。还是鲁迅从中斡旋，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这样，他才满意的稳定下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鲁迅，就没有后来周作人的成就。说鲁迅对周作人有“再造之恩”，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多么大的恩德！

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工作安置方面，他都没有离开鲁迅。应该说，鲁迅这个哥哥为他做的、付出的够多的了。可以说是倾尽全力，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直到周作人可以“独立”生活。而就在这时，他这个兄长也就失去了他的价值，被驱赶出门，就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事了。

全家到北京后，鲁迅又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没有遵循“亲兄弟明算账”古训。“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鲁迅劝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就打破了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蔷薇梦”。这在各自的心目中不能不留下巨大的芥蒂和“阴影”。如果周作人回国之后，经济上分开，各起炉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兄弟之间即使有矛盾，不会发展都老死不相往来。随着生活的继续，到了北京，这种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没有缓和，发展到了极端。

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聚集到一定的程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常言道，在一个锅里吃饭，那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找个“茬”爆发矛盾是很容易的事。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还是在1923年7月14日下午爆发了。

偶然中爆发的冲突，存在于必然之中。事情是在刹那间以突然爆发“冲突”的方式发生，至于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就事论事反而难以把问题说清楚。其原因应该到事之外去寻找。

据鲁迅1923年7月14日在日记中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应该看做是家庭矛盾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即使没有周作人后来的“绝交信”，关系也不会恢复到以前。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鲁迅一家开始在自己家里吃饭，不再去大家庭里一起用餐，这显然是鲁迅与羽太信子在同日下午吵过架后的举动。到吃饭时，仍然气未消。或者是在“反省”，自己到底是那里错了。详情，没有记，也无可记。

但是，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发生矛盾的严重性和后果，显然被鲁迅低估了。事后两天，周作人肯定是听信了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词，于是，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了鲁迅一封断交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负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里显示的信息，鲁迅与羽太信子的矛盾冲突，周作人不在场。是两天后才听老婆说。对于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周作人说还能够担负的起，不想责谁。即不想责备鲁迅。

周作人的态度看似很有绅士风度。其实就把矛盾冲突的原因归罪在了鲁迅的头上。不过，这也说明，矛盾与冲突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否则，周作人恐怕就难以“担负”了。试想，大白天，而且周作人住的那排房子还有他的小姨子等人居住，能出什么大事？恐怕不过是因什么事而引发的口舌之争。

联系到在绍兴时，鲁迅目睹了羽太信子在周作人面前发飙，周作人认怂的场面。再加上在日本是的接触与了解，给鲁迅形成了“外貌恭顺，内怀忮忌”的印象。对于羽太信子的“性格”特征，应该是领教过了。

像这样的女人，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这个大老伯子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去招惹？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中国的人情世故。

以鲁迅对国人中各种人的观察，像羽太信子那伎俩怎么可能不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是，同吃一锅饭，同在一个屋檐下，想找茬，现实自己的目的，那很容易，防不胜防罢了。

以羽太信子的刁蛮，鲁迅这个斯斯文文的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可以说是有理说不清。与她理论，才是不智，只好晚上“回自室吃饭，自具一肴”。可见，鲁迅是被气着了。周作人不过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以“借题发挥”与鲁迅断交，自己旧梦重温，继续做自己的“蔷薇梦”罢了。

鲁迅在７月1９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周作人做事绝就绝在他根本不给鲁迅说明和询问的机会，便以妻子的一面之词而做出的决定。

仅此，起码反映了他对兄长的积怨之深、之久。不过是借故，不管真假，他需要一个“借口”与兄长决裂。因为他想过“新生活”，继续做他的“蔷薇梦”。这应该看作是兄弟失和的重要原因。即使没有羽太信子的从中作梗、发难，以周作人的“智慧”和“城府”，也会找出别的理由。说翻脸就翻脸，一点人情都不讲。这就是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