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浅谈民国时期的“考公”|静思斋
(2025-09-18 09: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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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静思斋柜藏民国故纸 |
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221）——1947年特种考试复员军官佐转业考试及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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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就业，时下最受人追捧者莫过于考公，不过很多人恐怕并不知道，“公务员”这个称谓可并非本朝原创呢。孙中山先生常说“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国民政府以孙中山思想为建国纲领，将官吏称之为公务员。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迅速着手进入训政时期，并依孙中山五权分立之原则，于1928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至晚在此时，“公务员”之称即已明确出现在国家重要法律条文之中。
国民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别行使五权，其中“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据此或可将考试院理解为民国时期的最高人事行政机关，其组织地位亦高于现行体制的对应部门。值得一提的是，军官应并不包含在公务员的范畴中，对于军官的铨叙，在军事委员会另有铨叙厅专门负责之。
经过审慎的筹备，考试院直到1930年1月6日才正式成立，也是五院中最后成立的一个，首任院长为戴季陶。这个崭新的机构，试图利用崭新的制度打造一个崭新的国家官吏体系。它的出发点虽极好，但却属于划时代的改革，与旧时“上焉者以官职为酬庸，下焉者以奔竞为能事”的传统潜规则相悖，更是直接触及了地方派系的核心利益，故各项工作的开展必然会面对重重阻力、阳奉阴违，以致进展缓慢，甚至不乏被迫朝令夕改之事。
考试院在考试制度完全施行前，势必需要先解决旧有公务员的一些既成事实。这项工作主要依靠“甄审”来完成，于1930年6月开展，原拟在当年底完成，鉴于上段所述之原因，办得拉稀摆带，历经五次延期，方于1933年3月收工。当然，它的结束也是很无奈的，因为考试院认为即便再展期“亦难获得完整之结果”。最终的结果是，这次全国性的公务员甄审共计甄审了六万余人（合格率约70%），大概仅占需要甄审的总人数的三四成......
与此同时，考试院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考试”的法规，目前已知的即不下十余种，我也不能完全搞清它们的门道，只简而言之：民国时期由考试院组织的公务员及特殊行业人员考试，大致分为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三种。国府的文职人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个级别（从高到低），高等与普通考试，区别主要就在于任用等级的高低。报考高等考试需具备专科及以上学历（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替代条件），考试及格后可取得荐任官任职资格；而报考普通考试只需中学学历，考试及格后可取得委任官任职资格。也就是说，学历决定起点，这当然也是提升公务员素质的一个重要举措。
首届高等考试于1931年7月15日在南京举行，这次“全国统一后第一次揽才盛典”盛况空前，报考者两千余人（其中有20位女性），考试历时半个月，最终录取100人（但女性无一被录取），极低的录取率也说明了考试的含金量。抗战爆发之前，国府一共只举办过四届高等考试（前三届是每二年举行一次），共计“为国取士”573人，其公正、严肃颇受赞誉，考试院对于落实录用者的分配任用也是煞费苦心。在高等考试之后，考试院亦核准由各省区或某部院举办普通考试，由于各地情况不一，节奏与高等考试未能如制度设计的那般严丝合缝，1932年9月，依《考试法》实际上首次组织的普通考试在山西举行，录取92人。
（我从未收藏过民国时期的高等考试及格证书，只曾有过这一张应考资格证明书）
这些成果可谓一个相当良好的开端，唯有整体效率略显低下，旧血液的“透析”进展不畅，新血液的补充速度无及，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新旧制度的鼎革，操之过急有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录取的太多了，但并没有腾出那么多坑来安排，则失去了考试的意义），慢工出细活有其道理。只可惜，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国府，全面抗战爆发使局势迅速陷入混乱，考铨之事自也难再按部就班地开展。肿么办呢？不要慌，还有特种考试呢！
1929年首版《考试法》中，特种考试与高等、普通考试并列，但实操性不高，故在1933年修订为专条，“遇有特殊情形时，得举行特种考试”。此处之特种，并非特种兵的那种硬核特种，大致可用“特殊”来解释，不太拘泥于时间、地点、主办方，可根据具体需求来组织，主打一个操作灵活。战前的特种考试原本大多应用于一些具体行业，诸如邮务员、承审员等。通常认为，1933年5月在天津举行的承审员考试是特种考试的首次举行。
特种考试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所独创，在立法时曾颇有争议。戴季陶对此曾做出一个很精妙的解释：“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他认为“未来需要，可能甚为繁杂，故必设此一种考试，俾可便于应付”。后来很快就印证了戴季陶的深谋远虑，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处用人孔急，“可操作性”强的特种考试得到了广大用人单位的格外青睐，成为1937-1949年间录用人员最多的考试，相比于高、普考试，其数字相当惊人。但它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在高效解决用人问题的同时，亦使原本相对公平严谨的考试制度日趋糜烂，无以复位制度最初设计时的初衷。
上表中1946-1948年间的人数激增，是因为在这三年每年举办了一次复员军官佐转业考试，归入了特种考试的范畴，其及格人数三年计有117812人之多。从事收藏十余年来，我仅收藏过其中的两张，相当于2/117812。新近收藏的这张，原主是浓眉大眼的四川乐山籍上尉队员许伟熙，此人应是抗战胜利后先被编余，再由某军官总队转入中央训练团西安分团交通管理人员训练班，考试及格后担任了交通部东北运输总局工务处科员。
（2014年收藏）
（2023年收藏）
对比前后两证之差异，在于转业的行业不同，一为警察，一为交通，故主任考试委员不同（分别为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李士珍、交通部次长谭伯羽），可见此种考试是考试院委托中央各用人机关分别办理的。
证书背面则印有《特种考试复员军官佐转业考试及格人员转任文职办法》。大致说来，在军衔经过核定、考试及格的大前提下：1、上中校可担任荐任官（不受学历限制）；2、正规军校毕业或专科以上学历的少校可担任荐任官；3、上尉可担任委任官（不受学历限制）；4、正规军校毕业或高中以上学历的中少尉可担任委任官。这四条是正式的条文，另外还有两条补充条款，归纳之后的结论如下：1、行伍出身的少校可担任委任官；2、准尉及行伍出身的中少尉可先试用一年委任官，试用期满考绩优良者可以转正。
这套考试制度在国府迁台后依然沿用，但相关法规的修改我未再细究。我曾收藏过一册1952年的《高等/普通考试同年录》以及为数至少一个排的台时期特种考试及格证书（台湾时期的东西我早已懒得再倒，以前我也就卖一百多一张，现在一查都敢卖大几百甚至四位数了），就我收藏所见，台时期的特种考试似乎多为军官转业或某行业从业资格考试，考取人员应也不尽然是公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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