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管窥抗战胜利后国军的“军官总队”（附1946年中央训练团第七军官总队退役军官名录）|静思斋
(2025-05-14 15: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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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复员抗战胜利编余军官军官总队黄埔军校同学录 |
分类： 史料整理 |
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206）——1946年中央训练团第七军官总队退役军官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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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这份巨幅史料的缘起，是因为上周五我又上传了一张中央训练团第七军官总队牛文卿少校的任职令（很久以前我还曾卖过一张时仲仁中校的同款），我收藏有一册民国时期的《中央训练团第七军官总队退役军官通讯录》。十年前曾有该总队队员李明照的后人拜托我查询，为查找上述这三个名字，这本通讯录我前前后后翻过三遍，累计白白浪费了至少一小时时间，而竟全无所获！我不由怀疑我这本是不是“山寨版”？一怒之下，上周六即开始闭关整理，整整耗时三日（据序文所载，这本通讯录的内容，当年也正是三日编成，等于是我一个人干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始告完成，加上前边这个“漫谈”，总计近2万字。
抗战胜利后国军的“军官总队”，是为收容安置大批编余军官而陆续成立的，可谓国军的裁军与整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官方史籍对此似乎鲜有全面提及。十几年前我只从文史资料中找到一篇潘茂所作的《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军官总队》（注：潘茂，湖南浏阳人，潘裕昆将军同宗，后因这层关系，担任过新一军特务营营长，以上信息为晏欢老师提供），此文还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军官总队的来龙去脉，堪称珍贵史料，我对军官总队的认识基本也就停留在那时，后来就没咋顾得上弄这些东西。
今日既已完成这份重磅史料之整理，遂又结合潘文，专门对第七军官总队重新做了一番梳理考证。正巧潘茂就是本总队的（不过在我这本通讯录里中仍是“查无此人”），其文提供了不少很难从其他地方找到的珍贵历史细节，而我通过各种平台查询资料的深度广度也远胜于十年前，这次还真是有一些收获，至少把为什么查不到这些人这件事弄明白了。
抗战时期，举国皆兵，人民疲敝，国军组织机构之臃肿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巨额的军费支出，恐怕也是国家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故裁军复员之事，在8.15抗战胜利之后随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甚至是在抗战胜利之前即已未雨绸缪了），众多军事训练、兵役、补训、后勤机构及预备部队等等直接被“一刀切”。
当时陆军总部下面设有四个集训处，每个集训处下辖三个新兵总队。常公于1945年8月20日电令何应钦，将此四个集训处及十二个总队集体撤销，“编余官佐由各方面军成立军官总队收容，士兵拨补*辖部队，军属人员照章资遣”，并要求月底就要完成。最早的一批“军官总队”乃于1945年9月1日成立，最初隶属于陆总，随即转隶军政部并以数字番号排序，1946年军政部裁撤改组，军官总队改归中央训练团管辖，直至1947年间最终“完成使命”。
第七军官总队便是最早的那批，其成立于湖南辰溪，首任总队长是原第四集训处第十二总队少将总队长刘柔远，最初成员多为第四集训处及下属三个总队的编余人员，之后，有黄埔二分校、湖南各师管区、汉口补给区等单位的人员先后并入。台湾国史馆藏陈诚文物中有一张该总队珍贵的集体大合影，从中可知，1945年11月12日该总队尚在辰溪田湾，大概有五个中队的规模，人员八百+。
（照片来源：国史馆）
此后该总队迁驻长沙，并又继续收容了一批无职军官，据大公报1946年5月对刘柔远的采访所载，当时该总队即已扩编至六个大队。大概在6、7月间，该总队续由长沙迁往湖北，7月初刘嘉树（黄埔一期）谋得总队长差事，赴汉履新。而由于在长沙汇聚的需要救济安置的失业军官越来越多，军政部严令第七军官总队不得以编制限制为由拒绝接收（此前应该是拒绝的），于是又在长沙新成立了九、十两个大队，之后全部开赴湖北归建。在离开长沙之前，第七大队还搞过一场义演，为湖南大饥荒募集了一笔经费。
此后第七军官总队部驻湖北新堤（今洪湖市），下属各大队分驻嘉鱼、簰洲、武昌金口等地，据潘茂所述，该总队的管理还是颇为严格的。1946年10月，该总队编制了这册通讯录，与我所藏的另一册《中央训练团第十二军官总队通讯录》按分队与官阶严谨、完整编订不同的是，它仅是本总队当时退役军官的通讯录，且是以籍贯而非分队信息编成。
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军官总队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流动性较强的“中转站”，负责与其他单位对接，将这些编余、无职军官之后的生涯安置到位，在此期间，不但发放薪水，还包吃包住，就每天来“打个卡”就行了。而其成员的最终结局，大概有退役（回籍成为“在乡军官”，在当地还能领到一些薪水）、转业（依据个人志愿，进行各种转业培训，转业完成之后其实也要办退役，算是殊途同归了，我收藏的这种任职令，按潘文所述，应该就是在办理退役手续时补发的）与留用。
可以说，军队复员的出发点完全是急当时之所需，后续具体的安置也算负责到位，这事本身无可指摘。问题只是在于，“人”是复杂的，被一刀切编余，有些人会心里不平衡是肯定的，在从收容到安置这段时间里很多人每天无所事事闲得蛋疼也是常态（这种事搁现在，每天不用上班就有工资拿，成天可以躺床上刷视频，很多人恐怕做梦都笑醒，可是那时真会无聊啊！），这就会滋生一些问题。即便如此，我仍愿意相信，如果可以在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假以两三年时日执行的话，问题都可以逐渐消解。只可惜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内战一触即发，这些问题反倒成了加重它们的稻草，最终对于军心民心，均造成了很多恶劣影响，这是后话了。
此通讯录中所收录的，是1946年10月10日该总队最早的一批退役军官（应该只是单纯退役、退职的这部分人，转业的大概还没培训完）。经我整理统计，一共是1169人，以湖南、湖北两省人为多。这个数字是啥子概念呢？第七军官总队至少有十个大队，每大队以500人估算，再加上1947年又从第八军官总队并入的一批，人数保守估计得有6000+。也就是说，这本通讯录中的人相对于第七军官总队来说，顶多也就五分之一而已。而我前后所藏的两份任职令，均是1947年才签发的，真要是从1946年的退役通讯录中查到了，反倒才是问题。
在这次的整理工作中，我按照第十二军官总队的旧例，除姓名籍贯之外，将每个人的学历也加以保留，使史料更为完整。这些信息应该是由每个人自行填写的，水平和心理状态参差不齐，错字百出，准确性也未必可以尽信（或有假冒学历），我按照自己的体例进行了一些规范和修正，并对其中涉及黄埔学历的尽量查考，虽然为这些额外花费了大量精力（如果单纯只是姓名+籍贯的简化版，一千多人一天也就干完了），但这个过程还是大有收获的。
首先我对潘茂所说裁军是为“排除异己”的说法不甚苟同，主要原因前段已述。在部队的整编过程中，固然一直存在干掉或吞并杂牌部队的情况，但对冗余单位的裁撤与军官编余问题上，我觉得一刀切还是颇能“一视同仁”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1169人的学历，可以算成“黄埔系”的（即可以被我收录进黄埔名录的）大约有426人，这其中除个别出身于所谓“二分校劈刺班”这种有点水分的之外，其余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校长门生”，而这还没有统计出身于其他兵科军校的毕业人员呢，都加上的话有正规军校出身的人应能过半，这些人算是“异己”吗？
另外我觉得，这份名单对于研究国军军官构成与民国军事教育来说，亦可谓一个生动的模版，某精选了其中一页为例，简单来说说国军军官的学历出身，甚至还能从中管窥一番人们的心理状况呢：
黄埔正期，正规的军官养成教育，无需多解释；
黄埔“旁支”，该期属军官训练班序列，成员多为行伍军官出身，来军校提升军事技能，并因此得到了黄埔身份，可以说是行伍军官中的幸运儿，这大概也是他们能获得的“最佳”学籍了；
--------（与即我所指的“黄埔系”）--------
兵科学校教育经历，除学生为养成教育之外（这种可以比叙黄埔正期，人家一般也就填黄埔X期了），其余多为深造性质，而且一般是短期训练，成员大部分是行伍军官，情况其实和差不多，只不过招牌没有“黄埔”亮眼罢了，像这种不是兵科学校正班的更差点事，不过好歹也能捞到一张“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学籍登记证”了。另以台版“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会员证”所载，战区干训团出身的似也被纳入此列；
各部队自办的各类军官队、训练班等等，基本上每个部队都有（即以这本里记载的，最小开办单位到营），随时随地训练本部官兵，这种出身其实≈行伍（北伐时期一些最终被纳入黄埔体系的除外），我估摸着这么填的人多是比较爱面子的，甚至多少还有些自卑心理；
从大头兵干上来的军官，没有正规军校学历，人家只填行伍，表示心里很坦然，其实他们应该也都有这种经历的；
连“行伍”俩字都懒得写，境界上显得比更加洒脱，平时估计混不吝，不拘小节。
此通讯录中一千多人都属哪种情况呢？可以于我其他平台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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