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黄埔军校的“特别训练班”|静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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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193)——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李泌的旧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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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一批的黄埔名录更新中,特训班的学员生就占了大半壁江山。在此之前,我仅据单老收藏的特训班六期同学录残本编制了该班一千余人的名字。
这次的契机来源于上个月北京泰和嘉成的一场拍卖会,其中有一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一期同学录》,我深知它对我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可谓志在必得。不过此前有一次在孔网自己举办的网络拍卖会拍同学录被坑成傻X(拍了两本,一册残本,一册大瑕,均无描述,签收的同时还要先签免责条款,遂无法退货,自认倒霉),我已不会在没看过预展的情况便参拍(比如不久前上海还有一本七分校军需实习班的我就没拍),而当时我正自我禁锢于石市,外出不便,遂拜请单老出马“验货”,确认全本无缺后,才在网上出价。该拍品编号靠后,那天不停地刷新直播,生怕错过,一直耗到晚上八点多才拍下,算是如释重负了。
这是我见过的第1.75册特训班同学录。此话怎讲?这0.25,就是单老那个六期残本,我想充其量只有四分之一的内容。0.5是我俩月前收藏到的一册特训班五期同学录“复制本”,这是50年代公an部二十一局重新排印的文字稿——估计这东西是当时对号入座“抓坏人”用的...完全不是原貌,照片序文这些也全都省去了,所以最多只能算它一半。
而本次我终于收获了一册特训班的原版史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除了编纂名录之外,也得以借此良机阅读考证,对特训班的来龙去脉,形成了一个较为深入、准确的认识。此前缺乏材料,仅凭校史、残本这些,言之空洞,总觉得差点事儿。
先来说说特训班最初诞生时的大致情况吧。国共分裂之后,国家内忧外患,而KMT内部也是一盘散沙,内耗不断,常公郁闷至极,大吐苦水说:“KMT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的好学生都死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耍笔杆子的黄埔同学知耻后勇,力图振作,遂鼓捣出来一个复兴社。后来常公亲自坐镇江西督导“围剿”,战事之外,深感对于收复(SU)区社会秩序的恢复力有不逮。于是又效法当时德国的“冲锋队”(SA),由复兴社干将康泽领衔,筹组了一支特务警察队,后更名为别动总队,时维1933年夏。
与此同时,康泽还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名义,在南昌开设了一个驻赣暑期研究班,在各省区各部队中召集失业黄埔同学、失业军官等,施以“特别训练”。该班于1933年8月1日开学,预定训练班一个月,在月底训练行将结束之际,又奉常公之令继续参加庐山军官训练班第三期,编为第四营。常公曾对这帮失业同学进行过一次单独训话,把这帮人讲得血脉贲张,庐山训练团三期结束时点评,就数第四营的精神和纪律最好。随后,这些人就成为了别动队第一代队员,由庐山开赴南昌编组集结,分赴各地开展工作。
由于成绩显著,驻赣暑期研究班亦得以延续,暑期既然已过,遂更名为特别研究班,班址由南昌迁到庐山海会寺,后来又迁到星子县。新收容的第二批失业同学也到位了,从南昌反向奔赴庐山受训。至1934年3、6月,豫鄂皖三省团队干部训练班、军委会政训研究班先后与特别研究班合并,自此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以下简称特训班),康泽任班主任。
从上可知,特训班与别动队最初是一种直接挂钩、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该班的教育内容,亦是与江西当时所采用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相匹配,“主义”色彩甚浓,这自然与黄埔正期的情况迥异。别动队主要负责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构筑碉堡等工作,相当于宪兵+警察性质,但据康泽回忆,他们的战斗力也相当不虚。某次别动队一个中队(充其量百余人)被红军方志敏部两千多人包了饺子,碰到这种情况,恐怕一般的国军杂牌部队都得怂了,而该中队在队长樊亮的率领下,负伤不退,竟能反攻击退方部而突围!
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一期同学录》中副主任张与仁的序文所载,特训班改组成立后,将当时在受训的、先前受训过的(即暑期研究班、特别研究班那些早已参加别动队的人,此时恐怕一些人的坟头草都老高了)统称为特训班一期。张文中同时提到,这些受训学员“应军事之需要,随时分派工作,故无所谓毕业也”。由此不难体会,特训班一期(包括之后的许多期)在形式、构成等方面均颇为复杂。
这本同学录大概编印于1935年6月左右,时间已是在特训班改组成立的一年后,所以它还不能说是一个最原始的材料,而是一个集大成者。经上个月加紧整理统计(我到现在也没顾得上扫描全书),最终能归入特训班一期的学员、生共计3246人。鉴于上段所述的情况,同学录中未能收录同学照片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很多“同学”根本就不是同一时空在校的,也有些人在校呆了不过个把月。没照片也无妨,但是它以姓氏笔画排序的编纂方式却让我极度诟病,我觉得这纯属脱裤子放屁之举。据我所见,特训班六期同学录也是这德性,但终归稍好一些。
特训班在1934年改组之后,已并不局限于为别动队训练人员,而还涵盖了培养各省保安团队干部、交通学员生、政治学员生、国民军训教官等等。他们虽然都统称为特训班一期,但由于教育时间与教育性质不同,之后的黄埔学籍比叙关系亦不同。现摘录黄埔校史中关于本期的序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特训班一期毕业学员生存在三种比叙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四种——校史记载与同学录的两组数字尚有九百余人的差额,我认为这部分或许就是别动队的第一批成员(与康泽回忆提到的九百多人也正好吻合,这部分人在1933年9月庐山训练团三期结业后即结束受训),显然他们没有比叙关系,只能说是特训班一期,或是失业前原本的黄埔学籍了。
不过对我来说,这个表格只是“理论上的”纸上谈兵罢了。这也是我诟病这本同学录编排的主要原因:原录按姓氏重排后,失去了原本的时间、队别关系(且无一标注),以至于完全无法再考辨每个人具体的比叙学籍,到底算学生还是学员,我也只好在提交名录时,统称为特训班一期了。这当然就存在了一个严重问题,我似乎永远也无法从中划分出10期3总队的准确名单,这对我另外一个考辨、编制黄埔正期学生名录的计划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
抗战爆发前后,军事干部与政工人员的需要大幅增加,故特训班从第六期开始加大招收“学生”的力度,以供初级军政干部之需,这部分人后来比叙为黄埔14期10总队(按14期去台同学的统计数据,该总队足有3700多人)。已故著名抗战老兵赵振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清华投毒案的受害者朱令,她姥爷朱焘谱(后成为“我党”高干)也是该总队的,所以说朱令也是名副其实的黄埔后人呢!
此后,团警、交通、政治等科先后从特训班中剥离。大概从1941年开始,特训班即改为按照军训部所规定的军事干部养成教育标准,开办委托教育,不再具有原先的“内涵”,单以教育来说,与其他黄埔分校大概也没啥本质区别了。特训班七、八两期,分别比叙为黄埔17期20总队、18期14总队(该总队应是受黄埔一分校委培),最终在1945年9月间裁撤。溯自1933至1945年,特训班共开办八期,总计毕业学员生或已接近2万人,基本都算是康泽门下,康泽可以说是仅次于胡宗南的黄埔第二大“学阀”了(仅算有黄埔毕业生身份的军分校、训练班主官)。
我对特训班一期中的“10期3总队”格外关注的原因还有一个,因为我之前收藏有一张该总队毕业生李泌的毕业证书。此毕业证书换发于1942年6月,右侧盖有“核准期队换证”条章(他原先肯定还有一张1935年的特训班一期毕业证书,是否上缴了就不知道了),这个发证时间,或许也可以作为奉令改叙10期3总队学籍的时间点参考。
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当我满怀期待地整理完名录后发现,其中并没有李泌的名字,也没有湖北黄陂籍的李姓学员生!大型翻车现场啊。如果不是学历造假(证书肯定是真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太大),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李泌是后来改的名字。把上百个李姓学员生一一比对后,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名叫李春芳的有可能是李泌的“真身”,此人籍贯只写了湖北,通信地址则与黄陂很近。但国史馆中也没有关于李泌的个人档案,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查有实据了...
目前我已编制完成特训班一、五、六期(部分)学员生名录,至于其他期别则“仍须努力”,且待下一次的机缘吧。
主要参考文献: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一、五、六期同学录,民国编印;
《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史政局,1981年;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