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的“军需总管”汪维恒与黄埔七分校的“军需帮”|静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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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171)——1943年黄埔七分校军需实习班毕业生田广和德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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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埔校史记载,黄埔七分校毕业学员生达到了四万余人,为各分校之冠。这其中,黄埔15-19期正期学生有2万余人(我编制黄埔名录时加总的数字为2.2万,除极个别总队之外,基本齐全),另外的小半壁江山,由军官训练班序列及其他各短期训练班组成,军需实习班便是其中之一。
相对来说,这些短期训练班显得有些“非主流”,校史中仅有寥寥数语且未必准确的记载,七分校校友汇编名录时,也没把这部分同学收录进去。以我目前的工作重心,以及相关史料文献的缺乏,我也很少关注于此,今天提到这个班,是因为在清理一件藏品时,忽然看到了它的名号。
这是一张国军中校的大幅戎装照片,外面另有相框,应该是原来挂在家里的,也正因为如此,无法置入我的老照片收藏夹,单独搁在柜里,颇为占用空间。在其背面有些糟朽的木板上,写有照片原主的身份信息:军政部驻陕粮秣处第三科科长(一等正),田广和字乃方,辽宁绥中县,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军需实习班第二期,民国卅一年元月九日。
不知为何,我看到这段文字时,总觉得并不像是原主所写,其提到的诸多细节,似也不处于同一时点。比如说,科长这个职务应该是他从七分校毕业数年之后才晋升的,且一等军需正这个军衔(同上校),明显也晚于照片的拍摄时间。看起来这段文字倒像是某位了解内情的“旁观者”——比如当它流入收藏市场时一位到他家收集这些东西的文物贩子,为了记住他的身份所注。
为了扫描方便,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块木板将照片取出,在一页美人头衬纸下面,忽然见到了田广和的“真迹”,原来这张照片是1943年1月9日在西安庐真照相馆拍摄的(木板上的年份写错了),是为纪念一次临潼之行。这也是我第二次收到这家相馆拍摄的人物照了,其地址在就在回民街对面的竹笆市,据说现在是西安本地人大为青睐的美食街(当时是吗?),下次再去西安时某定当前往一探。
我习惯性地去查了查这个军需实习班,虽说这个班挺“非主流”,但总归也是货真价实的黄埔系,假如能找到同学录,田广和与他的同学们自然会被我收录进黄埔名录数据库中的(好吧,现在先只弄进去他一个人)。我发现黄埔收藏前辈、忘年好友单补生先生已就该班写过一篇文章,很容易便循文中路径找到了魏予珍(时任该班训育主任,实际负责人)所作《汪维恒主持的军需实习班》一文。
抗战爆发后,驻防陕西的胡宗南集团急速膨胀,因此产生了大量军需人员的需求。国军军需系统里一直有个小团体(貌似也不小了)叫“军需帮”,抱团取暖,非常尿性,此前有两位军需署长都被搞得灰头土脸,直到后来陈良上任换了思路,彼此才相安无事。汪维恒其人,当时几乎担任着胡宗南辖区内所有高级军需单位的一把手,“职务等身”,可谓胡宗南名副其实的“军需总管”。他虽然理论上也是“军需帮”一分子(其为军需学校学生班第四期毕业生),但此时却动了另外打造一个自己的(或者说胡系的)“小军需帮”的心思,遂有这个军需实习班的诞生。
据《王曲文献》记载,该班成立于1939年1月,班址设在南五台山弥陀寺。由于为了避免和军需学校正面闹矛盾,所以起了这个颇为低调的班名,经研究相关材料,该班只办了两期,每期大概四五百人,成员有的是来自各单位基层军需官佐,亦有从七分校淘汰下来的学生(如16期应邦铭因视力问题转入该班)。据魏予珍回忆,两期一共毕业了千余人,而第一期学员潘应蓬则提供了一个准确数字907人,至于校史中的记载,沿革与表格前后矛盾不说,第二期的人数恐怕也是不对的。
兼任班主任的汪维恒也是个奇人,他还另外有一个不为人知(也不能为人知)的身份——“地下党员”,这个题材如今已经被自媒体写滥了。据其子汪仲远先生撰文所述,汪维恒1924年还在浙军时即已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受上级指示打入国军军需界,进入黄埔军校经理处任职,因为人清廉正派,又是浙江籍贯,后来便被陈良推荐给了胡宗南,深得器重。
其实当时汪维恒的组织关系早已断了,其虽信仰一直在心,并接受了相关工作,但其实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未得到承认,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地下党员”打上引号的原因。据说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亦曾向“我军”传递过大量情报,而且未被识破,始终担任着军政要职,直到解放后众人才恍然大悟,这潜伏水平真是杠杠滴。1971年汪维恒因迫害身故,直到多年以后平反,党籍才得到追认,并确定党龄从1924年算起。
抗战时期汪维恒在胡部所做的军需工作是极有建树的,并且口碑甚佳。其在军需实习班特别增设了“廉政”课,从该班出去的学员生,遍布陕甘一带的军需岗位,晋升飞快,着实成了气候,据说也真没出过什么大贪。或许是看着“眼红”,军需学校1940年在西安开设了第一分校,黄埔七分校军需实习班的停办或与此事有直接关系。我翻阅了所藏三册七分校同学录原件,终于在16期15总队同学录中,找到了一张他佩戴少将军衔的戎装照片。
至于此照之原主田广和,我原本并未从文史资料中查到记载,所以只是想通过他引出汪维恒,结果偶然翻阅扈季甫所作《国民党驻陕军需局始末》一文时(本来是为了看汪维恒事迹的),田广和的名字竟然意外出现了!但是,呵呵,形象却被写得有些面目可憎。
抗战胜利后,国府决定结束抗战时期的特约军布生产,并对这些工厂给予奖励,在重庆那边的工厂都已收到奖励,但陕西这边却无人理会,于是大家群起“上访”,主管这摊业务的,正是第三科科长田广和。但是田广和“大发淫威,施以高压手段”,致使谈判陷入僵局,只好灰头土脸地请汪维恒出面,最后还是汪颇有担当与重庆方面沟通,圆满解决了问题。格局,这就是格局呀!
田广和后来倒是去台了,他的结局想必比他的这位老师&老领导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