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寻踪(152):村庙因缘得敕建,佛门“总坛”闹市中——北京广济寺|静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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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保寻踪 |
寻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列游记第152篇:北京广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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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时间:2024年4月17日
古往今来,京城名刹众多。如今若以“江湖地位”论之,或当以广济寺居首,原因为何?看门口挂的那块牌子就明白了。
那天早晨我溜达到广济寺时突然发现,中国佛教协会,原来竟是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地“藏”在繁华的西单一带呢!广济寺门前的阜成门内大街,似乎无时无刻不是车水马龙的,我过到马路对面,想拍一张空旷点的全景竟不可得。
八百年前,这里还是金中都城外乡间,有一村名曰“西刘村”,村民刘望云出资兴建了一座庙,因村而名“西刘村寺”。元大都兴建后,西刘村被囊括其中,历经明清演变,终形成如今之地名。在上一篇写万松老人塔时,我亦曾提到了西刘村寺,从塔与寺相距仅百余米的位置关系来看,两者之间最初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万松老人圆寂于元大都兴建前,当时也没赶上成为“城里人”。
据说西刘村寺毁于元末的兵燹,直到明朝景泰年间,有百姓在这里“铲地皮”,才发现了旧时寺庙之遗迹。天顺初年,时有山西来的僧人普慧、圆洪师徒发愿重建庙宇,事为尚衣监太监廖屏所闻。廖屏是个级别很高的太监,估计和皇帝的关系也挺密切,他不但慷慨解囊“累捐己资为费”,竟还请动了成化皇帝敕赐寺额——弘慈广济寺,这是成化二年(1466年,成化丙戌年,而非寺志、史籍中所误传的天顺丙戌年)的事。
除了皇帝赐额,时任内阁首辅、大学士万安还于成化二十年(1484)给广济寺写了一篇《弘慈广济寺碑铭》,住持圆洪和尚也被任命为六品僧官右阐教,“弘慈广济,甲于大都”,当真是倍有排面。这一碑铭(即上一段所列历史细节的原始出处)也是有关该寺历史最早的、最为可信的一份史料(因“金主”廖屏也还在世,定然把关过的)。
不过从万安文中可知,当时对于广济寺的前身是否就是西刘村寺并不十分肯定,但后人却把这事“坐实”了,如今也只好姑且信之。总之,那座曾经无比平凡、名字土掉渣的乡村小庙,自此华丽蜕变为一座具有皇家元素的京城大寺了。但因自元至明街巷格局的剧变,寺与塔之间原本或有的关联被打破,成为如今这般各自独立的存在。这些老建筑所见证的,也正是一座城市的变迁史。
清代,广济寺成为律宗道场,由于毗邻皇城,顺治、康熙、乾隆皇帝多次临幸并御赐御题,使其地位更加卓然。民国二十年末,因国难日益深重(时日寇已侵占东北),广济寺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法会为中国祈福,原计划持续七七四十九天,结果在第三十八天上午,大雄宝殿不慎被香火引燃,火借风势,将古刹毁于一旦,寺中珍藏之明代白檀佛像、大藏经等皆付之一炬,财产损失据估计达到了二百万元,这在当时可谓一个天文数字。后虽经现明方丈募资重建,恐已不复旧时盛况。
新中国成立后,广济寺一度被公安司令部所占,后经巨赞法师上书力保得存。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广济寺被划拨为会址,直至今日。广济寺开门较早(8:00),故我在正阳书局吃了闭门羹后,便先来到广济寺消磨时光。到底是“佛门总坛”所在,外面看着虽不大起眼,但里面庭院幽深,还是颇有规模。
当日阳光明媚,春意盎然,寺中早有虔诚的香客与打卡的游人聚集。大致来说,寺院一分为二,游人到圆通殿乃止,其左右有侧门各一,后面便是高僧坐镇的佛协办公区,闲人免进了。我在各殿参谒一圈后,复回前院中来。
大雄殿前有古碑四通,唯有一通尚有较清晰字迹,落款为康熙皇帝的第三子胤祉。咱早年读过二月河的三部曲,对这个名字并不算陌生,历史上真实的胤祉,或许比小说里的更为精彩,其学富五车,书法造诣也极高,并在文化领域颇有建树。三爷虽然早早就退出了争储,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最终还是晚景凄凉,被幽禁至死。而其余三碑,周身遍布近代“野蛮的痕迹”,几已无字可寻,周围却煞有介事地拦起来挂上“爱护文物,谢绝入内”的牌子,颇有些讽刺意味。
由于前一天的要事已了,此时心中如释重负,而之后的一小时,似也无处可去,无事可干,于是干脆在寺中觅得一僻静处小憩。眼前唯有花花草草,轻烟渺渺,让我目光游离,心无杂念,暂时忘却了历史的轮回劫难与现实的光怪陆离,独自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
嗯,终日高能运转,负重前行,我也许确实需要一些这样的调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