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惊奇发现：民国最牛逼“出版集团”的一纸通讯员证之中，复旦大学传奇教授朱伯康夫妇的身影|静思斋
(2023-06-25 09: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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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服务社朱伯康复旦大学十九路军陈铭枢 |
分类： 静思斋柜藏民国故纸 |
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123）——1947年中国文化服务社通讯员证
本文系静思斋·于岳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藏品交流链接：http://book.kongfz.com/60940/6025077351/
今日在柜中找寻藏品发货之际，在该收藏夹中叒看到了这张“中国文化服务社通讯员证”。此证签发于1947年元旦，巴掌大小，其貌不扬，一搜才发现已然上架近六年，至今竟还在手中，实在有些尴尬。不过六年前我还处于快进快出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疏于考证，水平比之如今亦有些差距，看着当时所做的介绍，只能摇头叹息说声“一比吊糟”（既写南京的东西，当讲南京话
），也难怪卖不出去。今日略有闲暇，重写介绍重新推出，考证之下发现，它的主人公（们）竟然大有故事呢！
），也难怪卖不出去。今日略有闲暇，重写介绍重新推出，考证之下发现，它的主人公（们）竟然大有故事呢！中国文化服务社是民国时期一家“巨无霸”级的文化出版机构，其出版过的书籍种类相当之多，如今在孔网上搜，恨不得能有千余本。倒是该社的票证一类纸品，吉光片羽，颇难一见。据《新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中的词条记载，中国文化服务社1938年12月25日在重庆成立，由KMT中萱部主办，王世杰（时任中萱部部长）兼任董事长，刘百闵任社长。很显然，该社有着极其浓厚的官方背景，所以在推广方面轻松“通吃”，1943年时，该社在全国已有18家分社，支社及分销处多达500余所，这大概就是当时最牛逼的“出版集团”，恐怕连商务印书馆一时也难望项背。唯其成立时间1938年或许值得商榷，因为能见到1936年该社（当时在上海）的出版物，不知是否仅为同名。
严谨点来说，这张通讯员证，其实是中国文化服务社旗下的《读书通讯》杂志所发。证主名叫杨志华，时任职或肄业于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简称东方语专，在南京），家住南京紫竹林。这个名字比较“普通”，我原本完全没有查到什么的预期，只是随手尽一下人事，结果翻着翻着忽然眼前一亮，好像还真是找到了一点什么：
《读书通讯》杂志
（以下书籍封面均来自网络，非本人所藏）
在朱伯康《往事杂忆》一书的同一页中，同时检索出“杨志华”和“中国文化服务社”这两个关键字来！如此强关联性让我精神一振，我赶紧想办法去找这本书分析来龙去脉。同时我对于朱伯康这个名字也感觉有些耳熟，查了一下才知原委，在此不妨先来介绍一下这位传奇人物。
朱伯康（1907-2005），浙江温岭人，中国经济史学家，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伯康出身于小工商业家庭，幼时有幸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机会，1924年经家乡的长峰书院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求学。彼时，国民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北伐军一鼓作气定鼎南京，1927年朱伯康从安定中学毕业后，即赴南京投考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主任陈铭枢）。
陈铭枢
不久后因军阀孙传芳部反攻（龙潭战役），南京形势吃紧，养成所临时解散，朱伯康赴上海，偶然看到了新成立的上海劳动大学正在招生，于是报考了该校农学院农艺系，被录取。在劳动大学大约还不到一个学期，朱伯康见到了南京时的老主任陈铭枢，陈时任第十一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急需增强实力，正想办法从各地召回养成所流散的那些学生。朱伯康当时的革命情绪高昂，于是向劳动大学申请休学，应招前往广州重新投奔陈铭枢（这也是他后来能加入十九路军的根源所在，十九路军的前身便是陈铭枢的第十一军）。
朱伯康原想投考黄埔，惜招生期限已过，蹉跎了俩月，去到陈铭枢创办的第十一军军官教导队。该队下辖四个大队，朱伯康所在的第二大队即专为原养成所学生所设，都是讲普通话的“外佬”，但陈铭枢对于自己招来的这批学生颇为偏爱，认为他们是可以信赖的。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朱伯康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毕业后奉派到蔡廷锴师任营政治指导员（营长云应霖），随部驻海南。后因不愿打内战之故，在云应霖的理解支持下，“请假”脱离部队回到上海劳动大学复学，由于此时已跟不上农艺系的进度，遂转入新成立的社科院经济系，这才有了后来那位鼎鼎有名的经济史学家。
青年朱伯康（左）与友人
照片引自复旦校友期刊《仙舟客》第3期封面
朱伯康在劳动大学毕业后，随老师陶希圣北上（陶受聘于北大），担任其助理。九一八事变后，朱伯康义愤填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首诗嘲讽少帅无能，人身安全随即受到威胁，乃赶紧离开北平，联络旧日同袍，加入十九路军任少校参谋，再度投笔从戎。不久后一二八事变爆发，朱伯康随十九路军参加了淞沪抗战，出生入死，战后参与主编了《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我因之前研究过这本名著，所以刚才才对朱伯康的名字感到有些熟悉，源头其实就在这里）。1934年闽变之后，十九路军瓦解，中级军官们被送往黄埔高教班“学习”（可以参照李以劻的经历），朱伯康当晚即潜逃，后经十九路军旧日长官的帮助下，远赴德国留学，取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抗战时期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云南澄江）、浙江大学（贵州遵义）、中央大学（重庆）。
朱伯康主编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
我以颇长的笔墨介绍朱伯康，显得有些喧宾夺主，这时，真正的主人公杨志华终于要闪亮登场了。我在朱伯康的回忆录中发现，其实杨志华不是别人，正是朱伯康的夫人！夫妻本一体，在杨志华没太多事迹可说（也只是我没办法知道）的情况下，多谈几句他先生，我想也是无可厚非吧...
杨志华是江苏无锡人，与朱伯康相识于重庆（此时朱伯康短暂在衙门中当差），二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遂结连理，婚礼由老长官陈铭枢主持。后来朱伯康再度回到重庆任教于中大，认识了浙江同乡刘百闵（即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前文已提到），二人交往颇多，朱伯康也在该社出版了一本《经济建设论》。及至抗战胜利，朱伯康夫妇乘飞机复员回南京（故先于中大本部到达），由于分配到的宿舍破败不堪，又嫌南京太热，不久后朱伯康乃去了上海，受到刘百闵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编辑。朱伯康在商界也是把好手，任内出版的书大多畅销，让服务社赚得盆钵满溢。可惜后来朱伯康与刘百闵因用人问题翻脸，一怒辞职。
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朱伯康著作
朱伯康夫妇复员回南京之际，正值女儿出生不久，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杨志华暂时留在了南京，于是在上海的朱伯康，利用职务之便，给她安排了这一份兼职工作（此证上面加盖了一枚上海总社的印章）。从相关人物、时间地点及证上所载内容来看，这个判断显得水到渠成、逻辑关系顺畅，我想仅是同名巧合的概率应该非常之小。
晚年的朱伯康夫妇
（照片引自复旦校友期刊《仙舟客》）
朱伯康在离开中国文化服务社后，受友人邀请任教于复旦大学，上海解放后担任复旦第一任经济学系主任（1949-1952）。朱伯康的后半生一直在复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位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官网“大师鸿儒”之中。亦有巨著《中国经济通史》传世，一生之煌煌名著贯通文武，真乃奇人也！2005年，朱伯康在上海病逝，享年98岁。
2016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校友期刊《仙舟客》第3期，开篇即为《朱伯康：万里雁归的“抗战教授”》一文，标题与正文皆颇为传神。据该文所述，朱伯康业余酷爱古典音乐，对于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不错过（我亦维新超级发烧友），在他的追悼会上，也是用的一首《蓝色多瑙河》告别世间。当时看至此处，让我心中大生共鸣（我对传统的那个哀乐也是烦透了，如此这般何其潇洒），终于决定在近期繁重的任务中（史料发布与扫描、游记写作等事宜，已经够安排满下个月了...）“插播”此一篇，以己之小藏，不揣冒昧，略叙朱伯康先生的传奇一生。正可谓：
武为抗日军官御侮安邦，文为留德博士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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