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器官未进入卫生部的系统分配，地方红会占有器官捐献资源，被指向移植医院认捐，未公开款项。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一计算机分配系统，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新京报》07月08日）

　　

据报载，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

红会掌控2/3捐献器官，多地红会被指逼医院捐款换取器官捐献资源，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笔者在此感到忧心，对于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指提出如下的几点质疑。

一、存在制度“黑洞”。在阴暗的庇护下，人性是自私的，人性是有贪婪的，但在公平、公平的规则下，人性高尚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器官作为社会的虚缺资源，且费用昂贵，病人在争取器官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很可能会使用潜规则。因此，笔者认为，器官的公配应向社会公开，在阳光下进行操作。如果病人在争夺稀有器官的过程中，红公变成“权力寻租”者，谁给的钱多，谁的利益最大，器官就给谁，红会注定在腐败中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走向没落。

二、器官捐款去向不明让人担忧。据报载，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曾告诉记者，他们2004年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目前主要是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器官捐献的医疗救助。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深圳红会的两名器官协调员对记者说，他们会跟家属说明，捐献者身后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很多捐献者生前的医疗欠费，红会尚无专项救助基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本来，捐款的去向应当说明，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但是，红会没有公布，社会不知情。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制度里，人性的阴暗面就会突显出来。笔者不禁要问，这笔没有公布的捐款，去了哪里？会变成了红公官员的“福利”吗？

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存在暗操作的可能，存在制度漏洞，为什么不肯公开？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笔者认为，器官捐献是人类具有高尚情怀的行为，是一种热爱他人生命，尊重他人生命，拥有体恤之心的行为。一次器官捐献，会造福一个受益者的家庭，给一个家庭带去希望与幸福。作为红会，对捐款账目要做到公开，这是一条底线。失去底线，就会失去信任，失去支持。红会更不应该用自己的阴暗、肮脏来玷污捐器官者高贵的灵魂，玷污这一份原本属于高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