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携着《包法利夫人们——名媛的美丽与哀愁》又来上海了，上一次不过是去年年底。但他依然自信满满，就像美琪大剧院的上座率一样。

    票房可以说明一切。戏票突然成了抢手货，而戏友们也习惯了天天上票务网站查看演出信息，逐渐用去电影院的频率走进小剧场。今年前三个月，上海话剧数量大约三四十台，相当于前几年一年话剧数量的总和。不只是孟京辉、赖声川、林奕华等知名导演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观众，上戏的班底、北京民间制作也逐一亮相，一时间上海的话剧市场甚是繁荣。

    一向特立独行的实验话剧，在上海成功地混进了主流娱乐市场，引发了艺术卫道士们的不满，扔砖头声此起彼伏。《包法利夫人们》被指摘为媚俗，《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被点评成恶搞，各种本地的感情类话剧更被视为小资们惺惺作态的代表。仿佛为了融入商业化轨道，上海将话剧这一阳春白雪的艺术硬生生地拉下圣殿，拉进了蝇营狗苟的生活。似乎只有看不懂的话剧才是先锋的标志，连《恋爱的犀牛》也会因为演出突破100场而被诟病为先锋不足、媚俗有余。

    这并非只是商业和艺术的悖论而已，最晦涩难懂的荒诞派戏剧今天早已成为了经典。即使在纽约，不仅有百老汇，还有外百老汇甚至外外百老汇。百老汇上映的是传统剧目，而外百老汇往往推出一些带有实验性的或是前卫的剧目。真正的纽约人往往喜欢去外百老汇看戏，就像当年荒诞派戏剧的巴黎观众一样，他们接受能力强，善于思考，能够吸收新思想，而且十分迫切于吸收。

    戏剧总是源于生活，又创造着生活。正如荒诞派戏剧的“国王”尤奈斯库在《既非上帝，亦非魔鬼》一文中所言：“随着我们的知识逐步与生活相脱离，我们的文化也与之相似，不再包含我们自身（或者仅仅包含我们自身中毫无意义的那一部分），因为它形成了一个我们没有与之一体化的‘社会’环境。所以，问题就在于使我们的生活回到与文化的联系中去，使之再次成为活生生的文化。”

    百年前，春柳社与春阳社分别在东京与上海排演了《黑奴吁天录》，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正式诞生。在后来的岁月里，作为中国话剧发源地的上海，却并未能扛起中国话剧的大旗。无论演出实力，还是创作氛围，北京一直走在上海的前面。但是，上海如今已有成熟的娱乐市场、高品位的观众、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环境，话剧的再一次复兴，亦不仅仅是轮回而已。

    《包法利夫人们》剧终的时候，林奕华带着众演员谢幕，每个演员都介绍自己和排演的心路，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因为理想而凑在一起吃苦、努力、充满激情。这一幕让我感动不已，将来的经典话剧可能就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