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旭明在社长办公室内

    新闻晨报改革开放30年特刊报道，印象中最深刻的人物就是王旭明。

    此人说过：“有科学知识的人去养猪，会在养猪的领域创造新的奇迹，而不是单纯的重复劳动，简单性的劳动等等，所以，要呼吁媒体引导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共同努力促进大学生就业。”也说过“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对于“范跑跑”的评论，也是王旭明的经典话语之一。

    做了五年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如今离开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舞台，担任起语文出版社社长职务。有人说他言多而失影响仕途，有人说他明升暗降……在新闻发言人的采访专题中，王旭明成为了我最重要的采访人物对象之一。

    王旭明语录一：我在力图提升大众理念

    我主持过几百场新闻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我认为有职责就我的新闻发布内容来提升理念。比如说老百姓传说的“大学生养猪论”、“教育改革成功论”等这些“怪论”，无一不是我在力图提升大众对教育的理念，无一不是在让受教育的人和被受教育的人去理性看待教育。

    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家为什么制定大学生就业政策，这些政策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当然不是对大学生就业全部包下来，也不是让大学生都去做所谓“白领”，“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应当看到，所有政策都是有限度的，有边界性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政策夸大为无限，我说怎么可能？为什么记者们愿意和我聊天，就是有些事情我自认为分析得比较透比较深，有利于谈话。

    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面看深度，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癖好。我到语文出版社以后，我参与组织策划并写序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的精选，书名为《世象深处》，我所以对此感兴趣，就是因为这批报道透过生活的表面开掘了生活深处的丑与美，善与恶。

无论工作岗位发生怎样的变化，我的追求都将永远不变。

    王旭明语录二：发布会后我最后一个离开   

    一般我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半到一个小时都还在会场。我的理念是，新闻发布会后，我要最后一个离开，也就是要接待完最后一个记者。所以我的发布会的效果大不相同。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言多必失”。新闻发言人开始说话了，关键在于有的地方说不全、有的地方说不准，就会影响仕途。

    从传播学的角度说，新闻发言人是传播者。如果你照本宣科，传播的信息很准确，这样就引不起任何人的关注。还有一种做法是，把传达的信息都吃透了，用自己的话做一定的转换。变了一种语言肯定有些失真失态，两者比起来，只要不是原则的“失”、根本的“失”，我宁愿选择这种“失”。这样产生很好的传播效果。

    我到现在仍然认为，谁都可以对教育说一两句看法，但是在中国真正懂教育的人甚少，能对教育的实质说出一二的人也甚少。我就是努力想做这些“甚少”。当然我也没有成功，也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人不管做什么事情，理念非常重要。因为有前面工作的铺垫，在我的成长经历和工作实践中，我由衷地、发自内心地认为，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是一项太好的制度，是一项太重要的制度，是一项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离不开的制度。我由衷地有这种想法，我在做的时候就自然地不照本宣科，自然地要追求效果。正因为有这种坚定的理念，因此其他方面带来的损失就不值得提了。

    王旭明语录三：我是矛盾时代的新闻发言人  

    人们从事的工作能否产生影响，与同时代的社会背景非常相关。我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这5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特殊时期。2003年我上任的时候，中国教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巨大跨越。此外，1998年高等教育开始扩招，当年扩招人数达45％以上，到2003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就达到19％。

    在上面两个背景下，从2003年以后，中国的各级教育都面临规模和人数扩张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如何提到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反映在老百姓和教育部门矛盾上，就是老百姓非常非常渴望、非常非常迫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国家良好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这个矛盾因此越来越尖锐。可以说，这个矛盾在我做新闻发言人这5年里贯穿始终。   

    就举教育的消费特性来说。现在大众普遍认为教育带有公益性。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进入市场经济的教育毕竟决定了它带有市场经济的痕迹和烙印。这些痕迹和烙印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带有消费性质。我认为，对教育消费性质认识得越深刻、清醒和实际，就是对教育认识的深刻、智慧和聪明。

    再比如奥校的题本来就只适合15％人，并不是面向全体人的思维和习惯，不会做奥校的题绝不意味这个学生笨和傻，会做奥校题也绝不意味着聪明和智慧。但是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却对此趋之若鹜，简单地说就是失去理性。   

    王旭明语录四：没必要设新闻发言人专业   

    我们对新闻发言人的认识，和五六年前、包括十五六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五六年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像今天这么被广为关注。在做新闻发言人之前，我做过教育部新闻处处长，这个职位虽然不是新闻发言人，但是承担着很多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有这样一个背景，对我以后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是个人物。我有老师的经历、记者的经历，一般官员的经历，又有新闻官员的经历，还有新闻发言人的经历。可以说，在新闻发言界，有比我做得好的，但是有我这么多经历的人不多。说实话，人到了这个时候，是光最亮、精力最足的时候。特别是对教育的理解和感悟，没有相当的涵养，不能几句话就把中国的教育说透了。所以我说我还是个人物，就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具有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媒体从业能力，二是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三是最好有从事过两三种以上不同工作的阅历和能力，年龄在35岁以上比较合适。我听说现在有大学要设新闻发言人的专业，我个人是非常不赞同的。因为新闻发言人较之其他工作根本的不同区别，有太多太多、太高太高经历和阅历的要求。

    王旭明语录五：“及时、准确、全面、有效”

    我其实以前做过7年记者，又做了5年教育部新闻处处长，我有这样的成长经历，成为新闻发言人后，我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和理念，认为在这个时代我做新闻发言人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传达政策、提升理论、引发深刻、丰富情感”。推而广之，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具有话语权的中国新闻发言人，都应该秉承这样的理念。

    简单解释一下吧，我在刚上任的时候，把这个16个字分成了不同的程度。我认为传达政策是60分，也就是看这时期新闻发言人是否合格，首先检验标准是否传达了政策。我对自己传达政策的要求是“及时、准确、全面、有效”。更高点的要求就是“形象、生动”。

    这几点我不展开说了，确实很难。就拿“及时”来说吧，很多人说，及时传达政策很容易嘛，就是快呗！这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对中国国情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最难就是“及时”两字。比如03年的“非典”，就是因为信息不及时，把简单的卫生事件酿成一场灾害。又如最近的“三聚氰胺”，也是信息不及时，导致这么多悲剧和损失发生。这些事情可以说明，“及时”这条路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通往“及时”道路上的困难，也有相当多要克服。我们还远没有实现“及时”二字的目标。

    又比方说，“有效”。新闻发言人不是以说了与否为标准，而是你看新闻发言人设了后作用如何，传达是否有效。第二天没有报纸理你，就是无效。如果随便谁都能做新闻发言人，绝大多数信息传达出去是无效的。而经过精挑细选的新闻发言人传达的信息才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