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为许霆“ATM超额取款”案写过晨报观点，也曾为拣到手机并据为己有者写过博客，两篇文章都已见报，但依然感觉言犹未尽。今日看到《云南版许霆：为何我是无期？》一文，感觉还该再为量刑标准问题写点什么。
2001年，当时是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的何鹏，在ATM机上，从余额只有10块钱的农行卡中取出了42.97万元。之后，何鹏以盗窃罪被判无期。
何鹏案被《新京报》翻出来再炒炒，无非是要针对许霆被判无期再改判五年的事情，把两案对比一下，对量刑标准不一进行批评。再深一层，是想对法官自由裁决度进行质疑。不过，我觉得很有必要把两案一同与“拾金而昧”案件进行对照，看看民众屡落“ATM门”的立法缺陷根源何在。
对于“拾金不昧”的问题，中国人和中国立法机构数千年来一向将其放入道德范畴考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其实说的也是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而不仅仅是涉及治安水平。目前，国民无论是拣到手机还是拣到现金，只要没有人过问，长期不归还并不违法，只要被问及时全额归还就可无虞。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友在出租车上丢失手机，被一男子拣到后据为己有，警察将其索回后，对方连最基本的警告都没有收获。我还听说，“拾金而昧”的人，有时即使被问及也会赖着不还，失主大多数时候要靠打民事官司才能解决烦恼。
其实，无论是许霆还是何鹏，他们面对ATM机“乱吐钱”的情况，其想法往往和“拾金而昧”者差不多——在大街上飞来横财，又没偷又没抢，怎么就不能要？不过，“拾金而昧”者们平时面对的大多是个人，而这会丢钱的是银行，拿了银行的钱，是否法官们总会认为和抢银行是一个性质，因此总往严里判？
既然“ATM吐钱案”和“拾金而昧案”的涉案者们动机相似，后果相同，法律惩处就也该等同。如果同样是在大街上占有不属于自己的巨额财物，一个被判无期，一个连警告也收不到一句，这就很难说得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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