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宠物考

张 炜

    陶渊明终究没有仅仅满足于耕作的喜悦，可见一片田园风光便可代替一切，让其获得所有的精神满足，这是不可能的。这里自有无法排解的寂寞和牵念。在他为我们描绘的这片田园画面中，似乎还应该有更多的动物才好，它们大概是这里最匹配的一种形象，是题中应有之义。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诗里写得较少。本来此地就接近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动物当然是最重要的元素。诗中写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鸡都跑到树梢上去鸣唱了，十个字尽绘原野气象。狗在深巷中吠叫，说明是远处的、并非自家的狗。整个田园灵动活泼，生机盎然，是一种生气勃勃、阳光明媚、氧气充足的田园生活。

    一般来说享受这种生活的主人需要狗和猫的相伴，因为这两种生灵都是上天委派下来的，一个是忠诚的象征，一个是温柔的代表，都很善解人意。但它们在陶诗里并没怎么出场。猫狗的伴随或者是酒所不能替代的。田园的丰收，新酒的香醇，猫狗的安慰，有了这些相加一起，陶渊明肯定会过得更好一点。有人或许认为是陶渊明忽略了记录，他的茅舍中肯定有猫有狗，乡居生活缺了它们才是不可思议的。他虽然写到了狗，但没有描述与之相处的具体情形，因为它远在“深巷”。当时的乡野生活真的不可以没有猫狗，即便从实用的角度看，至少也需要杜绝鼠患和看家护院。

    诗中较少五畜的记录。这些动物既事关经济，又能给寂寞的乡间生活以莫大援助。这对于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家庭都是极其重要的。陶渊明从孩子身上汲取了欢乐，那种伦常之福都写到了。他从劳动中、从植物间获取的满足也写得很充裕，比较之下唯独缺少了动物。这至少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对他来说，一端是黑暗的官场，一端是欣欣田园，后者就应该是动植物的世界。所以缺少了动物特别是狗和猫的陪伴，总令人觉得有些遗憾和不解。

    如果考证一下狗和猫的豢养史，或许会找出一点缘故。根据某些资料显示，狗在中国古代人工驯化很早，但基本上不是日常陪伴人类的宠物，即便是用来看家护院也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在清代以后。在陶渊明时代和更早的时候，狗主要用来狩猎或祭祀。总之，狗在那时还没有成为人类形影不离的亲密朋友。至于猫，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用来捕鼠，到了唐宋才大量入驻家中，成为人类相依的伙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陶渊明生活的年代再晚一些，猫和狗一定会成为他最好的陪伴，给予他难得的慰藉。

    陶渊明的身心尽可能地融入万千事物之中，在大自然里获取无尽的力量。这是一种任由心性的状态，让自己能够真正地松弛下来。因为这之前他的一颗心绷得太久了，这是他最不乐意的事情。放松下来才能靠近生命质地。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平易恬淡自然天成的诗章，都是最流畅最优美，也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他是一个散淡的人，并非事事刻意用力，即便是对自己十分重要的田间收获也不给人过分用力感，而写作并不能算勤奋，只留下了一百多篇。

    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有许多空闲时间，比如田垄事务较少的时候，比如冬季。他在这些闲暇里或有读写，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也不干，只遐想，出神。他还时常恍惚，这也表现在很多诗文中，那是一种回望和前瞻，纠缠在矛盾重重的心绪之间。可见这些闲暇并非全是恬静和愉悦，还有未能完结的精神挣脱。这种情形几乎贯穿了诗人整个的田园生活。

    如果那时候有猫和狗伴在身边，四目对望，那倒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他会从它们清澈的目光中读出另一个世界的讯息。那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社会的、无功利无威权、单纯而永恒的神色。

                              选自张炜《陶渊明的遗产》中华书局2016年1月出版

愤怒和恐惧

张 炜

    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和“清谈”极盛的时期，却基本上不信也不采纳这些。但佛和玄对他都有潜在的影响，比如说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他生活的超脱性，都能够看出佛教的影响。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来与道教合流。释道合流的端倪就出现在汉与魏晋时代。从陶渊明的日常状态和诗歌里面，可以看到大量“清静无为”的实践。“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其二》）但他又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完全“绝尘想”，这与他的儒家情怀密切相关：出世的同时尚不能放下入世的牵挂。他不停地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纠缠：“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还是无法忘记读书人的作为。

    但最终他还得待下去，安于田园生活，觉得这样的逃避于自己更为相宜。陶渊明的这种选择远离了是非之地，但并没有一躲了之无所事事，而是要打理一片田园，这是一种体力活，对一个读书人也很不容易。这与那些专门的“隐士”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对陶渊明来讲有两只“丛林”里的大动物是必须提到的：一个是桓玄，一个是刘裕。这两个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搅动得非常严重，对陶渊明的命运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之间相互厮杀，先后称帝，对晋室都有过跟随与背叛。刘裕残酷地杀害了晋恭帝：先是把恭帝贬为零陵王，让人杀死晋恭帝妃妾生下的所有男孩；后又派张伟携毒酒前去鸩杀晋恭帝，张伟不忍害主，饮毒酒自尽；刘裕又派人用被子闷死了晋恭帝。人为了攫取权力可以变得这样残忍，真是令人发指。

    整个事件对陶渊明构成了极大的刺激。因为诗人的曾祖毕竟是为晋室服务的重臣，而背叛晋室的军阀就这样结束了晋室，这对他必然会引起心底的强烈震动。

    陶渊明从小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年轻时抱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当他面对这样一片“丛林”时，心里有愤怒更有恐惧，还有重重矛盾。他写出了《述酒》这样的诗，曲折地对刘裕给予了鞭挞：“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鲁迅先生就谈过《述酒》，说它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类似的意绪在《感士不遇赋》里表达得更为深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在《咏荆轲》里则写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诗人将无比的愤怒与勇气留在了诗中，而且借古喻今，小心暗喻，是足够谨慎了。这当然是必要的，是在一种特殊时势下的特殊表达。当时风行的玄与佛，清谈与任诞，不过是一个严厉时代酿出的另一杯酒而已，对一个具有深刻责任感的诗人，真是苦到了无法下咽。在这样的时刻，诗人可能感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法“养生”，没法“逍遥”，也没法“安命”。

    鲁迅先生谈到了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因为听到了诗人午夜里的另一种吟唱。这种声音压抑在夜色里，在偏远的野外显出了更大的张力。我们平时不会将“勇士”的形象扯到田园主人身上，可是这里真的生活着这样的一个人：渴望“提剑”，默念“死知己”。

    如果不是遥望着远城烽火，满是刺鼻的硝烟和血腥味，一个躺在树荫下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激烈思绪。田野清风的另一边就是火焰，就是哀号和痛不欲生。诗人太熟悉这些悲惨的场景了，所以无法安稳地一个人度过长夜。

    不过他的恐惧和愤怒也许一样大。他实在只是一个书生，一个弱者。他的柔弱和强悍交织一身，只能躲在一角吟哦，在纸上记录。

                                          来源：新民晚报2016-06-26 19:42

一个完整的人

张 炜

    陶渊明散淡出世的形象差不多已成定格，这是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或者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段岁月，都是在平淡安静的乡间度过的。

    陶渊明是一个吸收了老庄和佛教思想的人，同时在内心里，在生命质地里最坚硬的那个部分，仍然是儒家的。这就使他从人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去观察事物。他的确没有看到哪个人成了佛，哪个人长生不老。他是一个极其朴素的观察者和思想者。他对佛道的最终结论是不相信。他没有采取释道的那些路径去逃避“丛林”；他觉得那是不积极也是不真实的，他觉得一个人无论有多少理由，还是应该从现实出发并有所作为。

    他作为一个人更加接近了大自然，并且有着喜爱自然的天性，但却很少从自然的角度解释复杂的魏晋政治。就他已有的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字来看，他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与激烈的政治纷争是十分清醒的。他身在田园，眼睛却并没有完全离开时政。他对一切保持着足够的明晰与警觉，只是为了缓解绝望和悲苦，他才不停地用眼前的绿色和土色来安慰自己。

    在回归田园这样一种人生现实里，他的作为又在哪里？这是他十分痛苦的地方，也是他用力探究的地方。最后他大约做出了一个解答：人的作为不仅仅是在官场，也不仅仅是投身“丛林”的生命冲荡，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一个生命要存在下去并且获得自己的意义，也就算是有了作为。他寻找到的这种方式就是最基本的农耕生活，是劳动。他觉得劳动和收获就是生命的意义，同时也是厚待了生命。这其实也是入世的一种方式，是度过生命危机的一种方式，是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用那些遥远的、看不见的、不能够说服自己的道佛思想来安慰自己，他最终觉得不太可行。

    释和道说灵魂是不死的，一个人可以转生，但是谁看到了？所以陶渊明在诗里一直否定这个。他认为起码是自己没有看到。“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神释》）“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二十首·其三》死亡是必然的，人生是短暂的，所以要对生命珍惜。老庄和佛教的那种超脱飘逸，与极具搏杀争斗的社会人间态样保持了距离，这种思想和生活态度，陶渊明又是认可的。

    道家的超脱、闲适，佛教的虚无、空寂，在陶渊明的思想里都能找到痕迹，然而最终却并不太用以实践。陶渊明既不炼丹也不服散，最终还弃绝了与慧远一起到庐山修道。

    陶渊明也常常谈论生命的虚无，比如那一大组《饮酒》诗，把光阴、坎坷、世俗名利和生死都一起泡在了酒里，在回归自我的同时，也将生命消解成了虚无。但尽管有这些感慨，毕竟还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劳作，伺候土地上的生长，伴随它们的生长和收获而喜悦。就一个生命来说，这是真正的健康和积极。就此而论他是理性的、务实的、不颓废的，也是向上的和清醒的。他不停地在这种劳动中获得愉悦，还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在最有名的那篇《归去来兮辞》里他写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就是自我批判和总结。他深深后悔以往，觉得那些看别人脸色、小心翼翼的入仕岁月既危险又不值，简直就是浪费光阴。

    他要寻找一种评判人的存在价值的真正依据。如果能够觉悟，那么一切都还不晚，因为“来者”可追，“迷途”未远。

    比较种种，他认定了在这种情势下做一个庄稼人的可行性，这种人生的价值所在。比较起来，一个人在这里活下去不需要多少相互残杀的动物性，只是播种和收获，是酿造和饮用，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活法，很健康很实在。在这里他可以和动植物们唇齿相依亲同手足，一句话，活得更像一个人。

    他等于是不停地叮嘱自己，要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乃至于一个人来讲，他的残缺的确更少一点。说到人生的遗憾，表面看起来在他这儿是很大的：贫困潦倒，最后差不多是饿死的；但从一个人的生命本质来讲，从人的意义上来讲，陶渊明却是一个挣脱了锁链之苦又免除了残杀之危的人，一个用文明和理性战胜人性残缺、到最后一直不肯妥协的人。就此来说，他是一个完整的、较少遗憾的人。

                                                 来源：大众日报2016-01-29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