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意象的文化阐释

石明圆

    摘要：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雷雨”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是自然法则的执行者。这种理解不是某个作家个人的，而是全人类的。在曹禺的戏剧《雷雨》中，“雷雨”具有了道德评判者的特殊身份。“雷雨”意象的反复出现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使《雷雨》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也昭示了曹禺超越时空的对普遍人类命运追问的深长意味。

    关键词：雷雨；曹禺；道德评判者；文化内涵

    “雷雨”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在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直接以此为名的作品也是屡见不鲜。在这些作品中，“雷雨”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与人物情节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更为重要。

    曹禺曾说：“《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 ……”[1](P454)“雷雨”不仅贯穿全剧始终、高踞其余 8 个人物之上，并且操纵着其他人物的命运。这是作家对“雷雨”这一自然现象的理解，也是他对人类命运的解释。而“雷雨”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本中的反复出现，又暗示我们：这种理解是全人类的，不是某个作家个人的。总之，“雷雨”代表着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一种超越理性的存在，是超越于平凡人生之上的最高评判者在自然界的代言人。神话隐喻思维在时间上要先于逻辑思维形成，而在神话思维过去，逻辑思维发达后，则这种隐喻思维主要保留在文学艺术活动中与逻辑思维相对立。”[2](P14)尽管这种对“雷雨”的理解在今天已失去了它的科学性与可信性，但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对它的接受仍然不会出现任何障碍。也许文学永远是人生的诗意表达，其中更多地保 留了人类原生态的感性经验，更注重想象与感悟。笔者从《雷雨》出发，力图通过理性的归纳与阐述，解读这非理性的产物以及曹禺超越时空的对普遍人类命运追问的深长意味。 

    一、 自然法则的执行者

    当人类的祖先还处于茹毛饮血、露宿旷野的生存状态中时，自然现象——雷鸣、闪电、暴雨无疑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温饱甚至生死，是比人类强大的不可把握却可以控制人类命运的存在。可见，人类对雷雨认识的一致性来自于各民族始祖面临的共同生存境遇。

    人类的好奇心与生存欲望使他们极力寻求对“雷雨”的确定解释，以顺应它进而避免灾难。不论这解释是否可靠都会带给人们心理的安全感。当原始人无法解释但又必须解释这些现象时，宁愿相信：在人类感觉不能达到的领域，存在着操纵宇宙的神，它无所不在，全知全能、是掌握人类命运的最高评判者，“雷雨”是它在自然界指派的发号施令、行使神权的使者。于是，人们认为，雷声是上天发怒的标志，雷雨的发生是上天罚惩人间的手段，因此，雷雨从远古时代便引起人们的敬畏。

    希腊神话告诉我们，在人类的青铜时代，世界的统治者宙斯听说人类所做的坏事，变形为人到人间查看，当目睹人类的肆虐和残暴时，他决心以暴雨降落在地，用洪水淹没人类……于是，雷霆轰击，大雨从天而降，大风雨的狂暴蹂躏了庄稼，粉碎了农民的希望，并且海神波塞冬也前来助战，几乎毁灭了人类。[3] (P23) 

    面对未知而强大的自然，不同民族祖先的理解却神奇地相似。在《魏书·高车传》中，记述了古代北方民族对雷的敬畏：凡是被雷击中的住地、居所、牲畜，家人应避走、搬迁，同时举行仪式祭雷：“……雷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羚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4](P28) 

    《山海经》中则认为雷、雨本身就是雷神、雨师：“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山海经·海内东经》)“雨师，纵大雨之神。”(《山海经·大荒北经》)[4](P30～31) 

    自古以来，人们对雷雨有着普遍认识。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天、神是宇宙的最高评判者，主宰人类命运，人不敬天、违反自然法则必遭天或神 (即最高评判者) 的惩罚。这种认识使“雷雨”意象成为了具有固定内涵的文化原型在人类思维中流传。但原型毕竟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它的流传在保持其内质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新的时代特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最高 评判者由自然法则的执行者、维护者，逐渐扩展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执行者、维护者、并负载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伦理观念，“雷雨”也就相应地被赋予了更加现实的意义。

    雷的巨大轰响，雨的铺天盖地给人们带来恐惧，引起人们的敬畏，同时，也在无形中规范着人类的行为。人们希望顺天而行，得到神的保佑，这是原始人乃至全人类善良而朴素的理解和愿望。然而，“雷雨”实际上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如人们想象与希望的那样受着具有清醒的是非判断的最高评判者的控制，这样，便造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客观悖离。于是，人们往往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命运的捉弄。相信与怀疑、崇敬与恐惧，交织成人们对“雷雨”神秘而复杂的体验。这体验因为植根于人类祖先远古的记忆，经由心灵与血液的传递，而成为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思绪。

    二、 神秘的道德评判者

    C·荣格认为：“每一个文明人，不论其意识进展如何，其心灵深处仍然保留着古代人之特征……人类心灵是进化的产物……”[5](P193)在曹禺的观念中，我们明显体会到“最高评判者”的存在：“……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的，若有若无地闪现这一点隐秘，——这宇宙间斗争的‘残忍’……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6](P355) 

    《雷雨》真正要表现的恰恰是他对“人们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者，贯穿于戏剧的始终。当然，曹禺观念中的最高评判者已不是原始的“神”、基督教的“上帝”，甚至也不是“命运”……显然，科学、理性否定了这些称谓的合法性，却不能抑制他要表现、探讨这种不可知的绝对力量的冲动。

    《雷雨》的整个戏剧情节就发生在暴风雨即将到来的白天和雷雨交加的黑夜。在第一章，8 个人物就被放在雷雨之前令人窒息的空气里：闷、热，一丝风也没有。8 个人几十年积攒的爱爱恨恨在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的低气压中奔腾汹涌，8 个背负着仇恨与忏悔的痛苦的灵魂即将崩溃：周朴园与鲁侍萍 30 年后的巧遇使他有惊、有怕、有内疚，使她有恨、有苦，更有为女儿的担心、对命运的无奈；周萍为犯下的罪后悔，为不能摆脱繁漪而苦恼；四凤极力向母亲隐瞒自己与周萍的关系，又为腹中的胎儿不知所措；繁漪则与周朴园处于尖锐的对抗中，又千方百计设法留住周萍，赶走四凤；鲁贵满脸油汗地絮叨着周家“闹鬼”，向女儿勒索钱财；周冲的美梦因父亲的严厉，母亲的恍惚、哥哥的颓废、四凤的躲闪而接近幻灭；鲁大海对周朴园作为已知的剥削者，不知的父亲的恨、对母亲的怜惜、对妹妹的担心、对小人鲁贵的鄙视交织在一起……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矛盾因为雷雨前的沉闷、燥热更加骚动不安，仿佛一场铺天盖地的雷雨一触即发，不可挽回。而 8 个渺小的生灵却一无所知，拼命而无用地挣扎。

    雷雨伴随着黑夜的出现将整个戏剧带入了高潮。四凤被逐出周公馆时，雷声渐起。在雷声中，周萍与繁漪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成为悲剧的前导。雷声显然是一种警示：命运的捉弄就要降临到人们的身上，每个人都要别无选择地接受它的评判。随着剧情的发展，雷雨与人物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俨然悲剧的导演：

    “……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云，人们都像晒在太阳下的小草……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的可怕，雷也更凶恶似地隆隆地滚着，四周却更深寂地静下来，偶尔听见几声青蛙叫和更大的木梆声，野狗的吠声更稀少，狂雨就快要来了。”[1](P119) 

    自然与人处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晒在太阳下的小草”一样的人，恶相的云、可怕的闪电、凶恶的雷、狂暴的雨，这是软弱无力的人对不可知世界的带有原始意味的理解，既是人类潜意识中对原始记忆的继承，也是对文明社会中非逻辑现象的再思考。“雷雨”也因此获得生命，成为高踞 8 个人物之上的主宰，提醒人们认识自己已经犯下或即将犯下的“罪过”。

    当四凤在侍萍的逼迫下发誓：“如果再见周家的人，让天上的雷劈了我”时，雷声轰轰滚过；当四凤违背誓言，扑入周萍怀抱时，雷声大作，一声霹雳，大雨倾盆。D·E·威尔赖特在《原型的象征》中曾提出：“怒吼的风象征神圣的命令……雷声自然而然被当做神圣命令一种可听见的表露的代表。”[7](P219)在黑夜掩护的雷雨中，四凤与周冲的惨叫、周萍的枪声，侍萍、繁漪、周朴园绝望的狂呼被淹没。3 个年青的生命结束了，侍萍与繁漪的精神崩溃了，周朴园则家破人亡、生不如死。这一切在最高评判者缺席的情况下，不是因果律可以解释的，噩运没有因为人们的躲闪而虚发，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悔过、无辜绕道而行。但在最高评判者的审视下，人们有意无意间犯下的罪过，都无法逃避最终的判决，并且无权要求评判的公正。 

    在曹禺其它的剧作中，我们发现，他对“雷雨”意象情有独钟，在《家》《明朗的天》《胆剑 篇》《王昭君》中都有“雷雨”意象出现，只是剧中人物有明显的善恶分化、阶级对立，很难再让人体会到《雷雨》中单纯的人性挣扎和对命运的苦苦追问，从而失去历史纵深感和哲思意味。 

    三、 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原型

    “暴风雨的意象及其在心灵中所占据的位置，不仅仅对欧洲人，而且对于更广泛的具有更古老文化的人们都是共同的。”[7](P274)这句话反过来说同样成立，我们探寻欧洲文学的长河，发现对“雷雨”意象的联想已成为一种传统。在《李尔王》《阿达拉》《复活》《简爱》《德伯家的苔丝》《大雷雨》等悲剧作品中，“雷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对这一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导致了远古人类对它的猜测与敬畏，进而成为一种文化原型。这种普遍的心理模式“深深插入人类记忆之中，像是在我们的机体中打下印记”,[8](P119)即使在人类已能科学客观解释并控制自然力的时候，人们心灵中仍存在挥不去的“前逻辑”的理解。尤其是文学作品，成为这种情感表达的惟一合理的场所。

    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中谈到：“……当相应于某一特定原型的境况出现时，该原型便被激活起来，成为强制性的显现，像本能冲动一样对抗着所有理性和意志，为自己开辟道路……”[9](P111)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不能理智地分析对待原型意象，而是重新陷入对它的神秘理解。人们对暴风雨的理解并不是个人的，它是通过人类以前对暴风雨的了解而形成的记忆材料，被想象地注入暴风雨中而形成的，最终是由人类心理始终期望有一位超凡的最高评判者、精神导师的愿望决定的。虽然我们不会再在暴风雨中对所谓“神”、“上帝”无限崇敬，但谁不曾在暴风雨中颤抖、惊叹大自然的威力呢？谁不曾有迷茫、困惑、急切寻求全知全能导师的渴望？

    曹禺在《雷雨》中运用“雷雨”原型意象，加剧了对神秘不可知力量的渲染，也对应了人类对“雷雨”具有原型意义的理解模式。人类曾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无比畏惧、惶惑，也曾充满信心，用理性与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拯救自身、思索前途和命运。然而，当人类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摆脱一切精神枷琐，无所畏惧时，却发现精神家园的荒芜、生存境遇的杂乱无章。于是，重新体会到宇宙如此浩渺，未知领域如此博大，人的生命稍纵即逝。举目世界尽头，不免有些茫然。“雷雨”意象的一再出现昭示着艺术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言说不可言说者，暗示而非理解世界的奥秘，从来就是艺术想象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曹禺. 日出·跋 [A]. 曹禺全集：第一卷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2]恩斯特·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 [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3]斯威布.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4]山海经 [A]. 乌丙安. 中国民间信仰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C·荣格. 古代人 [A].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6]曹禺. 雷雨·序 [A]. 论戏剧 [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7]D·E·威尔赖特. 原型性的象征 [A]. 叶舒宪编. 神话——原型批评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吉尔伯特·墨雷. 哈姆莱特和俄瑞斯忒斯 [A]. 叶舒宪编. 神话——原型批评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9]C·荣格.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A]. 叶舒宪编. 神话——原型批评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作者：石明圆，北华大学人文学院，吉林132033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